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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無條件基本收入

想像一下,不管你幾歲、住哪、家中收入如何,只要你是台灣國民,政府每個月就會給你一筆錢。這筆錢的數字依照社會可以負擔的情況而定,可能是三百塊,也可能是一萬元,不過不管這個數字是多少,每個人拿到的錢都一樣多,這筆錢會给一輩子,直到你死掉的那天為止。

這個方案被稱為「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不用工作就有錢拿,聽起來有點反常,不過那是在人類生產力低落的情況下。事實上人類的生產力隨著科技進展一路竄升,不時有人預測人類「需要工作的時間會逐漸減少,或許再過幾年,就會達到不用工作就有飯吃的地步」。以此看來,反常的其實不是不工作就有飯吃,而是在生產力大幅上升之後,我們的工作時間卻沒有因此減少。

工作被機器人取代後的最終方案?

就算人類不工作,也該有飯吃,這種想法在自動化(automation)的未來,或許不但不反常,反而得成為必然。在可見的未來,人們的工作會被機器取代,因為機器有效率且便宜。

牛津大學的經濟學家弗雷(Carl Frey)和機器學習專家奧斯伯(Michael Osborne)在 2013年試圖整理在將來可能會被電腦取代的職業類別,根據他們的分析,在一二十年內,機器人科技的發展可能就會威脅到47%美國人的工作。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在不主打創造性工作的國家,例如中國和台灣,這個數字會更高。

大量失業會造成社會動盪,這已經不是新知,自動化造成的大量失業,被霍金(Stephen Hawking)列為未來人類最大威脅之一。這讓自動化同時成為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基礎和理由:

自動化帶來的生產力,增加了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可能性。
反過來說,無條件基本收入有機會舒緩自動化造成的大量失業帶來的問題。
稜鏡計畫的吹哨者斯諾登(Edward Snowden)同意這個看法。在《Nation》雜誌的一個訪問裡,斯諾登表示:

自動化一定會讓工作越來越少。如果我們不找個方法為失業的人們提供基本收入,或有意義的工作,社會將動盪到會出人命的程度。
暢銷書《人類大命運》和《人類大歷史》的作者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則似乎已經把無條件基本收入當成自動化的解決方案了。在一篇討論未來人類工作危機的文章裡,他直接把將來會實施無條件基本收入當成前提,來談「在這種情況底下,我們該怎麼殺時間比較有意義?」:

那些讓人類不再有工作價值的科技,可以反過來藉由無條件基本收入餵飽那些因此失業的人。在這種時候,真正的挑戰是怎樣讓這些人過充實的生活。人必須要做些有意義的事情,不然會起笑。
把無條件基本收入當成未來方案的,不只有革命家和學者,《Fortune》雜誌的這篇文章報導了矽谷的科技菁英——也就是那些從自動化得利最多,同時必須為無條件基本收入付最多錢的人——如何掏錢資助關於無條件基本收入的社會實驗。

這些人想知道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可行性和影響,除了基於社會責任,也基於私心:自動化導致大量失業,大量失業導致社會動盪,到時誰都不好受;如果基本收入能維持經濟正常運作,不失為長久之計。

如果你相信霍金、斯諾登和哈拉瑞對自動化時代的疑慮,那麼無條件基本收入(或其他高強度福利措施)或許是沒得選的選擇。不過就算不論這點,這個好到近乎天真的福利策略,其實也還有很多你不見得會想到的好處。

同時解決「失業困境」與「就業困境」?

就拿低收入補助來說好了,這是現代社會常見的福利措施,目的是讓人活得下去,甚至有能力再度投入就業市場。然而,這種補助的存在本身,也會降低人找工作的動機:如果一份工作會讓我失去領補助的資格,那麼,這份工作的收入的價值,對我來說其實只是月薪再扣掉月補助之後的數字。

如果你因此寧可忍受貧窮,不願意去找工作,代表你陷入政治哲學家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說的「失業困境」(unemployment trap)。范·帕里斯指出,促成失業困境的因素,不只來自補助金額和月薪的比較,也來自其他現實條件。例如,一個領低收入補助的人,就算去找工作,找到的也多半是不穩定的工作,這也會讓他們寧可待在失業困境裡。1

相對於「失業困境」,范·帕里斯同時也指出另一種「就業困境」(employment trap):你的工作各種爛、超時加班、環境骯髒、長官不講理、顧客是性騷擾慣犯,公司完全不管這些事。你身為勞工,沒有籌碼可以跟公司談,而政府官員則只會說一些關於功德的屁話。在就業困境裡,你因為沒有退路,被迫接受很差的工作。

「失業困境」是低收入補助的副作用,而「就業困境」是資本主義的副作用。它們兩者之所以糟,是因為當它們出現,被困在一個糟糕的地方反而成為對人來說最理性的選擇。范·帕里斯指出,無條件基本收入的特色之一,就是它可以一舉解決這兩個問題。

首先,無條件基本收入不會把你困在失業困境裡,因為它不在乎你有沒有工作。再來,無條件基本收入讓人有退路,退路讓人有談判籌碼,可以拒絕那些很差的工作。理論上,在一個有無條件基本收入的社會,就算是很普通的工作,雇主也會被迫改善工作環境和規則,才比較容易吸引到員工。

無條件基本收入讓人活得更自由豐富?

為了活著,人的時間被無意義的工作佔據,人無法獲得成就感,也難以和別人發展充實關係,這種情況被馬克思稱為「異化」。無條件基本收入距離共產國度還有好長一段距離,然而它帶來的談判權和自由,除了有助於現代人免於無理、不健康的工作環境,甚至也有機會回應馬克思指出的困境。

當然,無條件基本收入的社會並不是不需要工作的社會。可以想像依然有些工作無法被機器取代,需要人去做,而在超級AI出現之前,依然需要有人維護機器(超級AI出現之後,則可能會需要有人從超級AI手中拯救世界),這些工作會被想要更高收入的人接下來。

此外,范·帕里斯認為,在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支持下,人將更有動力去挑戰各種自己過去因為擔心生計而不敢嘗試的工作選項,例如有失敗風險的工作、創造性的工作、過去沒人嘗試過的工作等等。這些動力會讓人更自由,也會讓社會更豐富有趣。

那些以「低收入」為資格的補助政策,都可能會有「失業困境」這種副作用。確實技術上我們有一些方法來避免,例如把低收入補助改成失業補助,規定只補助有工作意願的人。(以台灣來說,要領到失業補助,你不但要有「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還得在受補助期間證明自己有在找工作)不過這個政策要公平,就必須區分一個人是沒有意願工作,還是沒有能力工作,而此檢驗需要成本,且可能很困難。(Van Parijs. 2017. Basic Income. Harvard, p.102.)
 

作者為朱家安,多年來面無表情地致力於哲學教育,雖然人稱「雞蛋糕腦闆」但其實不受兒童喜愛。著有簡單易懂的哲學書《哲學哲學雞蛋糕》以及同性婚姻爭論的論點分析書《護家盟不萌?》。
〈鉅亨看世界〉芬蘭失敗的「免費午餐」實驗

2019/12/15 10:30鉅亨網編譯劉祥航 綜合報導

芬蘭失敗的「免費午餐」實驗(圖片: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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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基本收入負所得稅社會實驗心理可行性社會福利

有免費的午餐,不吃嗎?

在 2017 年,芬蘭展開了一場有限規模的「無條件基本收入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UBI) 」實驗,希望透過無條件發放失業民眾基本收入的方式,讓人們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後,可以更快樂地生活、追夢。

2018 年 12 月實驗結束,參與活動近 2000 名失業者,很多人依然失業。人們回報,他們比起其他失業居民整體上更感到幸福,但實驗最終結論認為,這次的試行是失敗的。

非營利組織 Jain Family Institute 執行長 Michael Stynes 對此結果表示,對只能拿基本薪資的群體來說,此一結果是令人失望的,但這次實驗的結論,卻可能是有問題的。

一些 UBI 的主張者表示,這次實驗有許多嚴重的缺陷,從而扭曲了結論。

Brookings Institution 資深研究員助理 Jimmy O'Donnell 表示,由於芬蘭社會態度的原因,許多政客及選民認為這是不道德的方式,這導致了第二個問題,總理辦公室只願意提供有限的預算 2000 萬歐元,用於此次實驗。此外,它希望政策能夠快速實施,從而迫使研究人員匆忙進行實驗設計。

實驗設計與實施並不成功

「基本收入」的理念強調,在生活無虞的前提下,人們才能放膽逐夢。這和領取失業補助的方式不同,因為按照目前的社會福利體系,失業者可能拒絕參加低收入或短期工作,認為這些收入還不及領取補助。而「基本收入」是無條件的,這些人即使找到工作後,補助仍將持續。

為了確認此一想法是否可納為政策,芬蘭進行了 2 年的實驗。隨機取出 2000 名失業者,每月發放 560 歐元 (約新台幣 1.9 萬元) 的基本生活費用,為實驗組。另有 5000 人為控制組,這些人繼續領取法律所規定的失業補助,而實驗組只能獲取一部分法律規定的補助。

Nokia 是芬蘭最知名的企業之一 (圖: AFP)

2017 年,控制組平均收到了 7300 歐元的失業救濟和 1300 歐元的社會援助。同時間,實驗組獲得 5800 歐元的失業救濟和 940 歐元的社會援助。

根據一位參與者 Sini Marttinen 表示,和過去相較,參加此次實驗,她的月收入只增加了 50 歐元 (約新台幣 1700 元),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Stynes 表示,本次實驗想知道的關鍵問題在—「如果用無條件基本收入代替有條件的失業津貼,你會增加就業嗎?」

到實驗結束時,實驗組的參與者比起控制組人員,更不喜歡找到工作。但考慮到實際拿到的福利金額差異不大,以及眾多干擾因素的影響。批評者主張,很難由現有的數據推導結論。

本次實驗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參與者對政府調查的回應率極低,平均僅 25%,由如此有限的數據判斷結果,也受到質疑。

在芬蘭並非新穎想法

「無條件基本收入」的觀念,近來獲得許多矽谷大亨的支持,也被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Andrew Yang 列為政見,但對芬蘭來說,這並不是新穎的想法。

從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開始,芬蘭的 4 個最大政黨中的兩個—綠黨及中央黨,就已經開始討論這樣的想法,最後還組成工作小組,起草了一本有關實施基本收入的書,標題是《基本收入:公民的工資》,於 1992 年發行。

不幸的是,在 1990 年代,芬蘭陷入了上個世紀以來最深、最長的衰退,最終放棄凱恩斯主義的方法,轉而採取緊縮措施,來解決衰退危機。

基本收入在芬蘭已有長久討論 (圖: AFP)

當芬蘭走出 1990 年代的衰退,基本收入又成為一種受歡迎的政治理念,在 2007 年重新出現,甚至已委託社會學家 Pertti Honkanen 設計相關建議。但是 2008 年,上世紀的故事重演,鑑於 2007-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這一概念又遭棄置。

儘管 2015 年後,芬蘭又重新由危機中站起,特別是中央黨在選舉獲勝,才讓這次的實驗有機會在 2017 年展開。但真正要落實試行時,一些早前未見到的阻力及反對意見也開始浮現。

「心理可行性」是最大挑戰

首先,工會其實並不贊同此類做法,關鍵在成本。工會聯合會 SAK 首席經濟學家 Ilkka Kaukoranta 表示,此次實驗的問題在於成本。實施計畫將使政府預算赤字增加約佔 GDP 的 5%,而沒有任何稅收增加,因此當然會非常昂貴。

對中央黨來說,困擾基本收入的政治主張,障礙不僅來自反對黨,而且還來自聯合政府內部的不同黨派,因為他們必須聯合友黨才能執政。最終,中央黨受到左右方的攻擊,並且發現堅持這個有爭議的實驗,變得愈來愈困難,最後也只能選擇放棄它。

但造成此次失敗最根本而重要的原因,是「社會規範」並不支持,認為這麼做像在鼓勵不勞而獲,違背最基本的公平。

社會學家 Jose Noguera 和 Jurgen De Wispelaere 表示,基本收入要克服的最困難挑戰之一,就是所謂的「心理可行性」。人們普遍認為,要取得收入必須有所付出,但基本收入的做法是無條件的,它違背了互惠的規範,容易引起很多人心理上自然地反對。

O'Donnell 認為,如果芬蘭還想再次類似的改革,方向上勢必要有所調整,例如增加申領的條件,或者改實行美國在 1960 年代的「負所得稅 (NIT)」試驗。他說,所有的方向都是可能的,但基本收入的未來,似乎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新政府的組成、此實驗的最終報告結論,以及下一次社會保障辯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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