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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移民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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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內政大臣:歐盟內無國界加劇移民危機

2015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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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英國國家統計局說,在截至2015年3月份的過去一年裏,英國淨移民數量達到33人,創歷史紀錄的新高。

英國內政大臣特裏薩·梅在《泰晤士報》發表文章說,只有那些已經找到工作的人,才可以被允許進入英國。她強調目前移民人數難以維持。

特裏薩·梅強調,歐盟自由流動應該意味著「為就職而自由流動」——而不是為了尋找工作或者福利。歐盟應該回歸到其「最初的原則」。

她說,」歐盟的無國界的系統加劇了「今年夏季的移民危機。

英國國家統計局說,在截至2015年3月份的過去一年裏,英國淨移民數量達到33萬人,創歷史紀錄的新高。

這是英國淨移民人數連續第五個季度上升,而來自歐盟內外的移民人數均大幅上升。

截至2014年3月,移入英國的歐盟公民的淨人數為18.3萬,同比增長5.3萬。

特裏薩·梅說,最新數字「實在太高」,「難以維持」。

她在文章中指出,導致政府無法達到大幅度削減移民人數的目標,最大的因素是歐盟淨流入移民人數。

勞工自由流動是歐盟的「根本原則」,英國作為歐盟成員國不能阻止歐盟公民赴英尋找工作。

歐盟的非勞工人員有權居住最多3個月;領取養老金者只要有醫療保險和足夠的收入,可以在歐盟任何國家生活。

首相卡梅倫曾經在2011年承諾,將大量削減移民人數。

專家們分析,移民英國人數大幅攀升的原因包括歐盟擴展和在發達國家裏英國經濟復蘇相對最快。

對於最新移民數字,反對黨紛紛批評保守黨政府沒有兌現控制移民人數的承諾。

英國政府移民部長詹姆斯·布羅肯希爾稱這一大幅上升「令人深感失望」。

英國獨立黨領導人奈傑爾批評政府無能。

(編譯/責編:路
跨國移民者的人權

國家的政權和產業結構皆會發生改變,進而影響國民生存,藉由資訊傳播,各個國家的特質皆可以被了解,跨國移民自由應被視為人權不可剝奪的一部分。

一個政局動盪不安的國家,人民的生活沒有保障,為了長期生存考量,解決之道便是移民到其他安定國家,做為生存保障,若剝奪移民的人權自由,等於剝奪了基本生存,因此,除了具有危害他人安全之疑慮者,每個人都該享有跨國移民的權利。

經濟因素是引發勞工移民的主要原因,落後國家會想到先進國家工作,賺取更多酬勞,而移民者會與在地勞工搶工作,為維護平等人權,接受勞工移民的國家規範、政策、執法實況,如何做到人人平等,會是受重視的議題,尤其是在勞工移民人口最多的美國。

個人可擁有移民他國的權利,但不是每個國家都有收留移民的義務,因為政府須考慮國民生存權益,當一個國家的出入份子過於複雜,在政策上要維持平等人權也不容易,因此會設下移民門檻,符合資格的才可進入居留。

要求政治庇護的跨國難民居留權,是較具爭議性的部分,基於國際道義不可斷然拒絕,但若接受居留,難民的生活起居、工作問題將會接踵而來,尤其對難民祖國的負面影響更需要重視,國家對失去人權而尋求政治庇護的難民不應拒絕,但也不可太過寬鬆,來者不拒,應將難民遣送至相關的第三庇護國為主,例如將北韓難民遣送至南韓,來保障本國合法移民者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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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600萬聰明移民葡萄牙:如果有一天要走可隨時走

 12:00 2017/05/05

保安局最新數字,估計去年有7,600名港人移民外地,是近3年新高。不過隨着歐美近年收緊移民門欖,港人想舖移民後路更不容易。有港人向較冷門國家埋手,投資600萬在葡萄牙買樓,並將物業打造為精品酒店出租,料5至6年可回本,並獲葡萄牙居留權和歐盟護照。

私募基金圓基環保資本創辦人陳家強去年初已申請移民葡萄牙,他於劍橋大學獲電子和信息學學士和電子工程學博士,又有倫敦大學的法律學士學位和清華大學的EMBA學位,任職過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銀行,也曾是中電可再生能源業務常務董事。

如此學歷和背景,但要移民也殊不簡單。陳家強說,2014年佔中後,開始有申請移民打算,研究過澳洲、 英國和加拿大,不是要「坐移民監」,就是投資門檻很高。

他曾留學英國,想過移民英國,但一年有半年時間要住在當地,投資金額亦已由過去100萬英鎊(1000萬港幣)增至200萬英鎊(2000萬港幣)。

他有工程師資格和高級管理層經驗,可考慮透過移民加拿大技術移民的捷徑申請,毋須投資,但5年要住3年,又是不可行。

澳洲又如何?陳家強說,當地投資移民因內地人而調高金額,入場門檻是500萬澳元(2900萬港元)。

他坦言,不喜歡移民美國,因全球追稅,香港收入都要徵稅,個人也覺得美國較亂。

【延伸閱讀】想出走歐洲?一幅圖睇晒歐洲投資移民門檻

陳家強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購入待重建物業,一幢5層高,面積共約5000呎,地下為餐廳。(被訪者提供圖片)

陳家強說,英、美、澳、加都不適合下,唯有轉戰國家如希臘、葡萄牙、西班牙。他指,除了葡萄牙,各國都有居留要求。葡萄牙一年只需居住7日,之後每年住14日,這個Golden Visa的計劃,原本吸納(target)內地人移民當地。他說:

移民葡萄牙第5年就可擁有永久居民身份,第6年可獲護照,可去所有歐盟國工作和居住,很吸引。

不過他也坦言,移民要求之一是要通過葡文試,暫未有人考過,不知深淺,但計劃目的是吸納資金,他相信可以應付。

投資移民葡萄牙有2個方法,一是存款100萬歐羅,相等於850萬港元存放5年;或投資房地產最少50萬歐羅(425萬港元),可憧憬樓市升,租金回報每年3至6%。

陳家強選擇了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Lisbon)置業,他解釋,葡萄牙經濟不明朗,但旅遊是愈平愈多人去,Lisbon是旅遊旺區,遊客有住宿需求。

相反,對於當地人而言,因無錢重建,里斯本有如鬼城,白天像灣仔舊區人來人往,但晚上都漆黑一片,因為當地人無力住市區,都選擇住較便宜的郊區。

因此里斯本待重建的物業都被低價出售,陳家強說,呎價1000港元已可買很好地方。

【延伸閱讀】移民加拿大的絕望與無力

除了地下餐廳,樓上4層為住宅,每層1000呎,可間10至12間房,每晚租金800至1000港元。(被訪者提供圖片)

他以65萬歐羅(553萬港元)買連地下5層的物業,不清拆,用作保育,外牆保留,只裝修內部,裝修費約20至30萬歐羅(170萬至255萬港元),交由酒店管理公司打理,用作精品酒店。

4層住宅,每層1000呎,10至12間房,每晚800至1000港元,做apartment(出租住宅)的回報是3至6%,做酒店可以有10至15%。

他說扣稅和酒店管理開支後,每年有6.5萬歐羅(55萬港元)收入,料6至8年投資金額就可回本。

單位窗外景色。(被訪者提供圖片)

陳家強說,2014年佔中後,有感政治動盪,香港跟以前不太一樣。但他強調,此刻沒想過要離開香港,只是希望有退休計劃:

想去邊度,要有自由度可以走,如果有一天要走(移民),可隨時走。不想退休才去想,因沒有地方想收留退休人士。

他說葡萄牙屬地中海氣候,四季都廿幾度,居住環境好, 消費指數很低,容易生活,他日退休若要移居葡萄牙,也是一個好選擇,而非為移民而移民。

他相信部分港人近年的確積極尋求移民機會,單看港人考IELTS(國際英語水平測試)的情況就可反映:

每周有試要考,讀書和移民以外,很少要考英語能力,一個下午200至300人,一半是中年人士,斷估不是讀書,合理推斷是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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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思客|民主與國家──對自由移民權利的反駁

於 2017-02-23 發表  《Uncategorized/公法與人權/微思客WeThin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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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思客編者按:移民湧入與保護邊界,似乎成為了時代衝突與困境的焦點之一。許多世界主義者希望廢除現存的移民限制,形成一個沒有國家邊界的世界。與此相反,社群主義者基於自身文化傳統的考慮,認為一個國家有權制定移民標準,國家邊界不應被消除。本文的作者童志超通過民主政治的角度論述自由移民權利的不可能性。

作者:童志超| 多倫多大學政治理論博士生

在全球化不斷深入的今天,人們是否擁有自由遷徙和移民的權利正成為一個值得探討政治哲學的問題。按照很多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的理想,我們不僅該支援以跨國貿易為主導的資本自由流動,更應積極推動廢除現有的各種移民限制,讓一個真正意義上沒有國家邊界的世界逐漸成為現實。與之相反,社群主義者(Communitarian)則認為出於保留自身文化傳統的考量,一個國家完全有權利制定自己的移民准入標準,國與國之間的人為邊界是不可能被完全消除的。

雖然我個人認為移民限制和國家邊界的確是具有一定的正當性的。不過我並不覺得它們的證成必須依賴對一種國家文化傳統的捍衛。這一方面是因為文化傳統本身難以做出明確定義,另一方面也是出於對一國之內主流群體可能假借文化傳統之名壓制歧視少數族裔,行否認多元文化的文化保守主義之實的擔憂。

我在這裡將採取一種不同於社群主義的思路,從民主政治的角度論述自由移民是不可能成為一項被人們普遍享有的權利的。

我們不該忽視的是當代民主政治健康運行本身是需要一定的參與積極性的。這種積極性除了包括在選舉時到投票站前投出自己的神聖一票外(事實上如何提高公民的投票率,讓民主選舉結果能真正反映一國多數國民的意願一直是許多國家民主政治運行的難題之一),還體現在公民關注公共事務,參與公共討論上。而無論是何種形式的民主參與,其背後都或多或少要有一種群體認同感的支撐。

在絕大多數人口達到一定規模而實行代議制的現代民主國家,每個公民手中的一票和所能發出的聲音是有限的,它們對最終結果的影響更是幾乎小到可以忽略不計的。考慮到時間和精力成本,單純的結果收益考量是難以成為公民積極參與民主政治的動機的。群體認同感也就因此成了激勵人們在公共事務上發出自己聲音的必須。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認同感不該僅僅局限於相同或相似傳統、文化和習俗,它更應包括憲法政治原則上的共識,即哈伯馬斯的「憲政愛國主義」(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而無論是特定的傳統、文化和習俗(單一民族文化國家)還是共守的憲法政治原則(多民族文化國家),它們大多都是在國家層面上得到一個明確的界定的,國家邊界和移民限制也就因此為群體認同感的形成提供了一個框架。我們是很難想像當移民條件完全放開,一個國家向外界完全敞開它的大門,原有的公民將如何和完全未經篩選的新移民一同參與未來的民主政治生活的。

當然,世界主義者可能會提出關於構建世界國家或世界聯邦的反駁。根據他們的邏輯,一旦一個全球性的民主機構得以建立,一部世界性的政治宣言和憲法得以施行(它的廣度和執行力自然要強於目前的《世界人權宣言》),那麼自由移民和民主政治之間的緊張關係就不復存在了。

然而,這種構想一大問題就在於,一種為維繫民主參與而拓展到全人類的群體認同感本身是難以建立的。不管是在古代的亞歷山大還是今天的紐約,國際化和流動程度高的地區往往會有更深的內部分離,出現更多以某一族裔、文化、信仰和政治傾向為特徵的特定社群。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受制於人類認知和情感,我們是只能與一定規模的人群之間產生一種群體認同感的。換句話說,當國家間的「大門」更大程度的敞開時,國家內部地區和社群間的「小門」只會更大程度上的關閉。一種拓展到全人類的群體認同感就算能夠存在也是無法超越更小群體間的內部認同的。指望通過它去支撐世界範圍內的集體民主參與更是天方夜譚了。

我們該清楚的是一個實現民主的政治共同體需要一定的邊界,它不可能無限制的對外開放。正因如此,完全意義上自由移民權利才是不可能存在的。
自由移民的失败

Jul 18, 2016 ROBERT SKIDELSKY

伦敦—法国国庆日,一位突尼斯裔法国人对尼斯庆祝人群发动了可怕的袭击,造成84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该事件将极大地提振国民阵线领导人马琳·勒庞在明年春季总统大选中的支持度。凶手Mohamed Lahouaiej Bouhlel是否与极端伊斯兰教有关联并不重要。放眼西方世界,人身、经济和文化不安定构成了一个危险的组合,并在助长反移民情绪和政治,而与此同时,伊斯兰新月地带后殖民地时代国家的分崩离析正在制造二战结束以来所未见的大规模难民问题。

在过去30年中,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关键基本特征是对新来者的开放性。只有顽固不化的人才看不见移民对东道国和移民本身的好处;因此,政治领导层的任务是将这样的观点排除在主流叙事之外,并为融合和吸收提供便利。不幸的是,大部分西方精英没有意识到成功的条件。

民族的迁徙是人类历史的永恒特征,但只有当迁徙目的地为不太适合居住或尚需发展的领地时,才会相对和平。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十九世纪欧洲向新世界移民。1840年至1914年期间,5,500万人离开欧洲来到美洲——就人口比例而言,比二战以来移民规模庞大得多。几乎所有这些移民都是经济移民,因为饥荒和农业萧条而背井离乡,受到免费的土地和更好的生活的感召来到新世界。
住在「全世界最幸福國家」的移民們幸福嗎?關於丹麥政府的整合政策...作者 換日線

2018/06/16 08:00



 



 



▲圖片來源/轉自換日線

(作者/《換日線》陳俞亨 Yu-Heng Chen/讓世界更好 To Create A Better World: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英國格拉斯哥大學人權與國際政治研究所畢業。對於人權(女權、同志、兒童、移民、難民及監獄人權)、刑事政策及國際政治深感興趣,希望透過分享不同觀點的分享,啟發更多的讀者,思考如何讓台灣更進步。)

 

聯合國在每年3月20日──國際幸福日(International Day of Happiness)前會發表《全球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除根據人民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外,也運用6大關鍵變數:

 

國民生產毛額(income)、自由(freedom)、信任(trust)、預期壽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與慷慨程度(generosity)所得分數進行幸福排名。

 

2018年的前5名中,北歐國家就佔了前4名,分別為芬蘭、挪威、丹麥及冰島,瑞典則為第9名;而近3年的排名中,北歐國家均名列前茅。2016年最幸福國家之首為丹麥,2017年則為挪威。

 

●追求平等的精神,推動了高稅收、高福利的「北歐模式」

 

北歐國民為何有如此高度的幸福感?除了經濟優勢外,完善的社會福利政策功不可沒,包括免費的教育、醫療服務、失業救濟及多元的補助等。

 

然而,完善的社會福利政策,必須仰賴龐大的資金,北歐國家的稅收也因此世界知名的「高」──此經濟模式被稱為「北歐模式」(Nordic Model)或「斯堪地那維亞模式」(Scandinavian Model)。

 

然而,是什麼原因,讓北歐人民支持國家拿走約4成的收入,作為推動社會福利制度的資本?答案是,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

 

北歐平等主義的盛行,自歷史的角度分析,來自於北歐價值──高度的同質性(homogeneity or sameness)。只有在此情況下,國家才會有太平盛世,確保人民的平等。

 

近一步從語言學的角度分析,平等與同質性兩者,在北歐的語系具有高度的關聯性,密不可分;換句話說,如果人與人之間沒有太大的差異,自然會有「平等」的感覺。

 

因此,一旦同種的人民有了困難,為了讓彼此間的「差異」縮減,確保「同質」才能達到「平等」,北歐人民將繳稅支持政府救濟弱勢,視為一種民族互助的展現,此種發自內心的精神,來自於對同種民族的信任。

 

因此,高稅收並無導致政府的貪污,也沒有造成人民濫用社會福利政策,使之形成如同烏托邦(Utopia)的完美世界。北歐模式看似完美,然而,平等主義卻因外來移民逐漸變調。

 

●外來移民對平等主義的衝擊:同質性不再,引發人民質疑

 

以丹麥為例,自1952年開始,丹麥准許來自其他北歐國家居民在丹麥居住與工作,並在1973年開始,擴大適用來自歐盟的丹麥居民,可享有丹麥的一切社會福利。

 

1975年左右,丹麥政府開放外籍勞工,主要來自於土耳其及巴基斯坦;自1978年起,丹麥開始接受難民,據統計,自1989年起,丹麥平均一年接受500名難民(Kohl, 2016)。

 

外籍移工以及難民人口,促使丹麥人口大量成長,從丹麥的人口資料分析,按2018年四月份的統計,丹麥總人口為 5,785,864人,移民及其後裔共有777,429人(佔全體人口13%)。

 

其中移民人口來自非西方國家(含其後裔)共有497,147人,佔全體人口約8.5%、佔全體移民人口約64%──可見,高達約6成的移民及其後裔來自非西方國家。

 

外來的人口也同時引進外來文化,導致原本高同質性的北歐文化飽受衝擊,面對外來人口,特別是來自於非西方國度的移民,北歐人很難生出如此信任,人民開始質疑為何非同種民族仍享有相等的社會福利政策,平等主義因而動搖。

 

北歐各國政府不得不正視此問題的嚴重性,積極尋求解方,畢竟一旦人民的信任不再復如以往,以往奠定的社會福利政策將難以持續。其中,北歐各國政府認為最有效的解決之道,是透過整合,讓外來人口逐漸融入高同質性的北歐社會。

 

●《整合法案的實施》:要求移民融入當地社會

 

在1999年以前,丹麥的移民會被安置在市區的社會住宅,政府提供教育的機會與就業輔導,目的在協助新來的難民或移民,可以運用市區完善的資源與社會福利網,儘早融入丹麥的社會。

 

然而,丹麥本國國民逐漸不滿這些無業的移民,可以居住在政府的社會住宅及享有社會福利。

 

因此,丹麥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tats)政府在1999年開始通過丹麥第一部《整合法案》(the Integration Law, 丹麥文:Integrationsloven),為歐盟國家中率先推動整合法案的國家之一。

 

法案要求1999年後的新移民必須強制居住特定區域長達3年,而安置區域不再以市區為主,而是在非都市區的小型社區,才可讓移民藉由與丹麥當地人的互動,了解丹麥的鄉土風情。

 

期間,也必須參與丹麥語言及文化的課程;移民若遵守政府的安排與規定,則可獲得基本的社會福利津貼。

 

然而,在2001年由對移民不友善的社會自由黨(Venstre)當政,不但減少60%的津貼,並且規定若移民在3年內擅自搬離特定區域,或未完成安排的課程,將失去所有的社會福利。直至今日,此「3年條款」仍然存在。

 

●難民政策不斷緊縮,終至退出聯合國計畫

 

除了縮減移民的津貼外,2001年掌權的社會自由黨政府也不斷防堵移民前來丹麥,自2002年起,接收難民的標準開始從嚴,包含外界戲稱的「24歲條款」。

 

條款規定已達丹麥的難民,如果想要申請境外的配偶至丹麥團聚,兩人均須要滿24歲,也必須證明在丹麥比起在其他國家有更適切的團聚理由,此規定讓已經先到丹麥的難民,幾乎很難再申請攜帶配偶入境(Brown, 2017)。

 

《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在2005年開始推動「難民安置計畫」,與包括丹麥等參與該計畫的國家,共同協助難民安置,並確保不會驅逐接受安置的難民。

 

此外,參與國會提供難民及其家人或家屬,享有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 難民還有機會最終成為安置國的歸化公民。其中,大部分的難民為穆斯林。

 

自2005年9月份開始,丹麥保守黨政府通過新的法案,如按照聯合國難民計畫申請到丹麥庇護的難民,必須通過「整合潛力」的評估,確保難民具有相當的潛力可以被整合進丹麥的社會。

 

該法案通過後,先前丹麥的難民人種產生巨大的變化,從2007年到2013年,丹麥政府接受的難民對象不再包括穆斯林。

 

儘管2013年,丹麥社會民主黨政府移除整合潛力的規定,也在2015年的大選獲得多數席,但對移民不友善的兩大黨──社會自由黨擔及丹麥人民黨(Danish People's Party)加總的席位仍遠多於社會民主黨。

 

2016年1月,丹麥通過被外界戲稱為「珠寶法案」(Jewellery bill)的規定,難民最高僅可持有總價值共1萬丹麥克朗(約新台幣5萬)的所有物,超過者將被政府沒收──此舉被人權團體解讀為試圖藉由此規定,降低難民移往丹麥的意願,或將多餘財產支付給丹麥政府作為難民庇護的押金。

 

2016年11月開始,整合部部長(Minster of integration)由社會自由黨擔任,宣布不再參與聯合國難民安置計畫。

 

●丹麥2018的新興「整合」政策

 

一、穆斯林的孩童必須強迫接受西方教育

 

丹麥政府獲得朝野支持,在今年5月28日宣布未來住在「非西方國家移民聚居區」(ghettos)的兒童,將強制接受民主、平等及西方傳統的課程。

 

新規定要求在此移民聚居區的孩童,自1歲開始,每週必須接受25小時的義務教育,課程主要著重在語言課程、準備教育外,也特別針對穆斯林的孩童,教授有關丹麥的傳統與基督教的重要節日,如聖誕節及復活節。

 

倘若父母不願讓孩童參與新政策的西方教育,則無法拿到任何政府的育兒補助。

 

然而事實上,在北歐國家,從6歲開始需接受10年的義務教育,但學校教育並非強迫性,亦即家長可以決定讓孩童在家接受教育。

 

因此,丹麥政府的新興法案,被外界批評為十分具有針對性。而事實上此法案的雛形,為2017年由丹麥人民黨提案,主張移民如果要成為真正的丹麥人,就必須慶祝聖誕節及其他基督教的傳統節日(Dearden, 2017)。

 

二、面紗禁令的誕生

 

今年5月31日,丹麥政府也跟進法國、比利時、荷蘭、奧地利等歐洲國家,宣布自2018年8月1日起,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如騎機車帶安全帽),因國家社會安全有辨識的需求,不可在公眾場所蒙面。

 

因此,在伊斯蘭傳統的服裝“ Niqāb“(音近:尼尬伯)與 ”Burqa“(布卡),也成為禁止在公眾場所穿著的服裝(註:挪威於2018年6月6日也頒定類似的面紗禁令)。

 

針對初次違反規定者,將被罰款1千丹麥克朗(約台幣4700元),重複再犯者最高可罰至1萬丹麥克朗及6個月的有期徒刑,如果迫使他人穿戴蒙面的服裝,則最高可處兩年有期徒刑。

 

批評者認為此規定是針對穆斯林,為一種恐穆斯林、歧視穆斯林,剝奪人民表現自由的規定,甚至也可以解讀成一種控制異國文化的手段。

 

●小結:強迫移民們「歸零」重來,是利還是弊?

 

從過去丹麥處理民族融合的案例可以發現,丹麥政府不希望外來文化造成原有同質性文化的崩解與轉型,反而運用許多變相的強制措施,迫使外來移民放棄過往的一切,重新「歸零」,好在新的國家有「新的開始」。

 

對丹麥政府而言,此舉是民族融合最佳的方式,更是捍衛由平等與同質為基礎所創建的北歐模式。

 

曾有學者分析,北歐模式在美國無法施行,是因為在被稱為民族熔爐的美國重視民族融合,社會可以接納與彼此有高度差異的異質人種與文化。

 

也有學者分析對於處理移民的整合問題,必須依賴新住民與當地居民的互信,創建彼此在社會資本上的連結,才能真正達到和平的整合。

 

反觀丹麥政府種種排除異己的政策,從國家主義的角度而言,是在捍衛得來不易的社會經濟模式,但從社會正義的角度而言,卻是種不人道與不尊重多元文化的政策,甚至可能埋下後續更多族群矛盾及社會衝突的種子。

 

可以肯定的是,當外來移民到新的國家時,特別是兩者間存在有極大的文化差異,國家的整合政策扮演社會和平的關鍵,儘管有外界批評丹麥的整合政策不尊重異質文化,但丹麥的《歸化國籍法》規定──

 

除必須在丹麥居住超過9年,有適當的工作與固定的居所,無犯罪前科,尚須通過丹麥語文的檢定、一般性測驗(包含丹麥歷史與文化)──倘若無上述的整合政策,或許更令丹麥的外來移民成為公民之路遙遙無期。

 

「人與人在相處之際,時常以第一印象為其他人打分數,或者直接貼上標籤,區分出許多不同的群體,但似乎遺忘了人與人之間有許多的共通點。」

 

此言源自丹麥在2017年國營電視臺的形象廣告,可知丹麥民間仍試圖擁抱新舊住民之間的差異。

 

在交通科技發達的今日,地球村居民彼此的距離逐漸縮減,各國政府在面對類似的移民問題時,或許應思考如何撕掉對於不同種族的標籤,讓外來移民更成功的融入在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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