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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的世界史》

2018/02/25, 人文
《資本的世界史》:拚命消費到死是一種錯覺,實際上我們是拚命生產到死

文:烏麗克・赫爾曼(Ulrike Herrmann)

後記、展望未來:資本主義的滅亡
預言資本主義終會走到盡頭,並非什麼新觀點。資本主義的動能向來令人畏懼。當這種新型經濟秩序還極為年輕時,卻已經有人預言它的末路了。早在1776年時,亞當・斯密便曾戲謔表示,不斷有人宣稱經濟終將滅亡:「例如英國產品的年產量要比100年前查理二世(Charles II)時高出許多,但我認為應該很少有人會否認,在此期間幾乎每五年便有一本書或一篇文章問世⋯⋯宣稱國家的富裕繁榮將迅速萎縮、人口將減少、農業沒落、生產力衰退,而貿易也將一蹶不振。」[1]

很快地,人們的憂慮開始聚焦在一個至今依然緊迫的問題:地球上的原物料足夠長期餵養貪婪的資本主義嗎?十九世紀時,魯爾區(Ruhrgebiet)的貴族便擔心該區煤礦終將枯竭。如同鋼鐵鉅子利奧波德・赫施(Leopold Hoesch)所言:「人們認真討論,地球是否蘊藏足夠的煤與焦碳,以供應世上所需的生鐵。」[2]

如今這種憂慮再度出現,只是換上了「石油頂峰」(Peak Oil)的標籤。所謂石油頂峰,指的是人類已經越過了石油的最大開採值,未來石油會更加短缺、更加昂貴。但現在能源還未變貴,如果將通膨計算在內,過去200年來反而變得愈來愈便宜。即使1973年與1979年兩次石油危機,也擋不住這種長期趨勢。此外石油還有替代品:假使油價持續上揚,還可以將煤炭液化處理,如此還夠用上150年。[3]


到目前為止,那些預告成長即將結束的人都搞錯了。不過,成長何時結束,時間雖然不確定,但終將到來,因為成長意味著不斷消耗原物料。理論上,雖然人類擁有整個地殼可供開採,但其蘊藏量絕大部分都已耗盡,可供開採的密度越來越低,因此需要動用更多能源,但能源本身在未來也同樣短缺,因為大型油田也已開採殆盡。[4] 逐漸短缺的原物料需要耗費逐漸短缺的能源開採,光是這個簡單的公式,便注定經濟成長終有一天會結束。

此外,還有第二個更迫切的問題:人類汙染環境,摧毀了自己的生活基礎。氣候變遷這個警訊正昭告人類,大自然迫切需要暫時停止經濟成長,無法等到原物料耗盡時。每年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是森林與海洋吸收量的兩倍,而每一位地球居民都嚐到了後果:冰河融化、沙漠擴大、洪災頻仍、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想要地球暖化不致全面失控,到了2050年,工業國家排放的廢氣必須減少80%。

相關的對策並不缺,包括再生能源、資源回收利用、耐用物品、大眾交通工具、減少肉品消費、有機農業以及使用當地產品等。這些變革的代價是可以預知的,尤其這些作法往往意味著縮減開銷。坐公車比私家轎車便宜,這一點所有無車族都很清楚。

儘管有這些對策,氣候保護卻仍不見進展。人們往往將此歸咎於那些永不饜足、不肯捨棄搭機前往澳洲旅行或耗油量大的休旅車等的消費者。這種解釋並非全然錯誤,但未免過於簡單。所有的研究都顯示,一旦超過某個收入門檻,更多的錢並不會讓人更快樂,而這個門檻大約是個人的年收入達27,500美元。在此我們做個比較:目前每個德國人有39,000美元可用,奧地利人更高達42,400美元,[5] 這麼高的水準,就算稍微捨棄一些享樂,我們也不會察覺的。

回顧歷史,也證實越富有並不代表越快樂:自1975年至今,德國與奧地利的經濟產值大約成長為兩倍,但人民的滿意度並沒有增加,當時大家也過得很好,沒有人因為只能在初夏吃得到草莓或蘆筍,或是沒有從紐西蘭進口的奇異果而感到不滿。

我們生活在一個富裕的社會,而且往往不知該如何處理物質泛濫的情況。德國環保部(Umweltministerium)曾經算過德國人平均擁有多少物品,結果是10,000件,而這些物品至少有一半永遠用不到,只是被人擺在櫃子裡任其毀壞,並且造成環境汙染:先是在製造時,接著變成垃圾。

其次,消費也會浪費時間。正如反對追求經濟成長的尼科・佩希(Niko Paech)所再三強調的,時間是西方世界唯一短缺的東西。大家都知道人終將一死,但人類卻將自己有限的時間浪費在購買並維護他們一點也不需要的物品上,委實令人不解。

簡單的對策是,每個人只買現在一半的物品,這麼做不僅什麼都不必捨棄,還是一種解放,終於可以擺脫那些再也不會去碰的物品了。如果消費者大罷工,我們的資本主義型經濟自然不會繼續成長,反而會萎縮。但這樣又何妨?這樣還能拯救生態環境呢!


但放棄成長並沒有那麼簡單,金融危機已經為我們上了一課:產量一下降,就會出現提出各種刺激經濟的方案,以拯救工作機會。即使經濟萎縮,生態環境也未必能從中獲益,比如許多希臘人付不起取暖用油,只好砍伐樹木。在經濟危機中,大自然往往成為第一個犧牲者。

就此而言,資本主義的運作不同於廣告的說法:重要的不是我們所消費的商品,商品只是更高目的的助力,最後的目標在於工作機會。我們為了能工作而工作,因為工作的人才能擁有收入、穩定的生活與他人的認可。

美籍經濟學者約翰・肯尼斯・高伯瑞早在1958年便已指陳一種奇特的現象:在經濟危機中,人們從不因為工廠產能未能滿載,因此無法製造許多產品而感到遺憾。人們並不在意產品數量減少,沒有人因為汽車產量突然減少而感到惋惜,人們抱怨的是在經濟危機中被砍掉的工作機會。[6] 有人認為我們拚命消費到死,這其實是一種錯覺,實際上我們是拚命生產到死。人類的集體目標是充分就業,不是充分消費。

解決之道理論上很簡單:我們不僅將消費減半,工作也減半,如此一來人人都能賺到必要的收入來滿足所需。這種想法同樣不新,而且幾乎與工業化同樣古老。馬克思的女婿保羅・拉法格(Paul Lafargue)在1883年便已發表他的《懶惰的權利》(Le droit à la paresse);凱恩斯也認為,未來人類能享受貴族般的生活、盡情從事自己的嗜好。身處經濟危機中他卻致力探討,我們的孫輩會過著怎樣的生活,並且預言2030年時,一週工作15小時,就足以讓每個人過著富裕的生活。

凱恩斯的預言雖然正確卻沒有成真,人們寧可生產過剩也不願意放棄工作。儘管生態環境已經承受不了大量的商品,人類依然追求經濟成長。目前全球經濟年成長率略高於2%,乍看之下似乎不多,然而凱恩斯早已為當時的人演示,這意味著多麼龐大的產量:「如果資本每年成長2%,20年後資產便會成長一半,100年後更增為7.5倍。」

Paul_Lafargue_profil
Photo Credit: KoS United States public domain
著有《懶惰的權利》的保爾・拉法格。
如果人類堅持追求經濟成長,便是在破壞自己的生存基礎。但與此同時,同樣明顯的事實是,有數十億人依然活在貧窮之中,他們有權要求享受工業國家人民享有的生活水準。因此,在一個公平的世界裡,北半球的人必須捨棄成長,如此南半球的居民才能追趕上來,又不至於讓生態環境崩潰。

但要讓北半球的成長煞車似乎很難,因此出現了一種名為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或永續性成長(nachhaltiges Wachstum)的新構想。乍聽之下這種構想相當吸引人:我們可以提升效能,從而使經濟成長與原物料消耗「脫鈎」。我們必須減少每一商品單位的能源消耗,才可能在不破壞氣候的條件下享受經濟成長。聽起來這種作法就像是破解了不可能的任務:經濟與環保突然不再對立了。

這種「脫鈎」構想並非全然錯誤:自1970年至今,單位商品的能源消耗確實減半了。但生態環境的負荷並沒有因此而減輕,因為很快就出現了「反彈效應」(rebound effect),也就是德文裡所稱的「回力鏢效應」(Bumerangeffekt):降低的花費被用來提高商品產量,因此整體能源消耗不減反增。

利用風力、太陽能或水力提供的「再生能源」,這種反彈效應似乎有解。不過,這種說法其實美化了真相:「綠」能並非真「綠」,同樣也會消耗原物料、破壞景觀與大自然。在北海淺灘(Nordsee-Wattenmeer)設置離岸風電場,並非對該區生物全然沒有影響。而德國黑森林(Schwarzwald)的居民大力抵制在當地設置新的抽水蓄能電站,也並非全是情緒性的反應,是因為這些設施會破壞大自然。對生態平衡而言,再生能源雖然明顯優於火力發電,但對生態環境並非零破壞。

再者,許多經濟領域還無法改採環保電力,比如電動車依然還在測試階段;客機也只能使用煤油,但光是航空業就摧毀了我們所有的減排目標。反對一味追求經濟成長的尼科・佩希曾經採用過簡單的算法:如果要為地球暖化設下停損點,到了2050年,每位地球居民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須降到2.7公噸。但搭機從德國法蘭克福飛往紐約產生的廢氣便已高達4.2公噸,前往雪梨更高達14.5公噸。雖然不是每個德國人都出國旅行,但航空業通發展強勁,光是現在每位德國國民一年製造的二氧化碳便已高達11公噸了。[7]

截至目前為止,還有90%的地球居民從未搭過飛機。但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如果他們都和德國人一樣飛往世界各地,屆時人類將因他們在空中留下的飛機凝結尾跡而滅亡。想要保護氣候,人們就不該搭乘飛機,但如此一來我們就不得不採行連環保人士都想避免的措施:捨棄。

不只捨棄搭機飛行,因為在其他方面若想降低能源消耗,也唯有降低產量一途。換言之,所有「永續性成長」的構想都只是虛假的包裝,因為它們實際上並沒有帶來成長,而是更多的永續性。因此,這些構想的正確名稱應該是「成長型的永續性」。

在此僅舉一例:每種「永續性成長」的計畫都寄望汽車能共享,或者使用大眾交通工具的人數增加,但如果更多家庭共用一輛汽車,或者直接搭乘巴士,汽車銷量便會減少,而德國人引以為傲的汽車產業也將萎縮。

此外,光是聚焦在防止氣候變遷還不夠,碳排放並非唯一的環保問題,土地利用、水資源短缺、物種滅絕與有毒廢棄物等問題都同樣急迫。人類排放到大自然的化學物質約有十萬種,但我們只了解其中一小部分的交互作用。

現在工業國家正面臨一個不是抉擇的抉擇:若不是自願放棄成長,就是有一天成長戛然而止,因為人類的生活基礎遭受嚴重的破壞。因此,工業國家最好先踩煞車,如此才是理智的作法。更何況,減少消費也不會有任何損失,物質泛濫反正也沒有提升人們的滿意度;而工作少一點也是一種解放呢。這種認知不僅見於凱恩斯的著作,如今更有許多探討循環經濟(Kreislaufwirtschaft)、捨棄成長,描述「共同福祉型經濟」(Gemeinwohlökonomie)或後成長經濟(Postwachstumsökonomie)等美麗願景的書籍出版。

我們不缺願景,缺乏的是通往願景的道路。許多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士認為,捨棄成長,進而廢除資本主義是非常簡單的,那是因為他們根本未曾思考其中的過程。實際上,如何從資本主義經濟過渡到循環經濟,是一個迄今尚未有解的挑戰。

瑞士籍經濟學家漢斯・克里斯多福・賓斯旺格一生致力於探討環保議題,並且提出環保稅(Ökosteuer)等構想,但連他都不認為我們能完全放棄追求成長。光是成長停滯就意味著企業必須擔心虧損;一旦利潤消失,企業就不再投資;沒有投資經濟便會崩潰乃至無法控制。[8] 類似1929年經濟危機的下行螺旋也將啟動:工作機會喪失、需求下降、產量萎縮,更多工作機會消失不見。

如此一來,雖然能終結資本主義,但這種終結方式不允許我們從容想像,其結果也不會是環保人士所樂見的環保式的經濟循環,相反地是失控萎縮,並帶來恐慌的經濟急墜。如果人們失去工作與收入,將會陷入大恐慌。而每一次的經濟危機都極度危險,都會危害到民主制度。從歐債風暴的危機國家,我們已可觀察到,這些國家的政府分崩離析,激進政黨則日漸壯大。

這是兩難:沒有經濟成長不行,全「綠」的成長不存在,而一般的成長又意味著生態大浩劫。資本主義有如詛咒,它使財富與科技進步成為可能,而科技進步原本可減輕我們的工作,結果我們卻得繼續生產不休──儘管這麼做會走向滅亡。高伯瑞在1958年便探討過這種「現代的弔詭」(Modernes Paradox):「為何產量增加,我們卻還加倍為產量擔憂呢?」[9]

商品成了我們的崇拜物,但不是像馬克思所言,是為了商品的使用價值或交換價值,而是為追求穩定與保障。我們生產得愈來愈多,因為資本主義需要成長,沒有成長便會崩潰。當然,資本主義偶爾也承受得了危機,但前提是,人類必須能寄望成長最終還會回來。

在這種困境中唯一可行的是務實的「雖然⋯⋯還是」:雖然如此,還是節約能源;雖然如此,還是盡可能少搭飛機;雖然如此,還是採用風力與太陽能發電。但我們不該幻想,誤以為這樣就是「綠色」成長。由此看來,資本主義極可能敗在它自己所製造的環保問題。

資本主義的終結不會是歷史的終結,更不會是地球的終結,而且很可能也並非意味著人類的終結──儘管人類賣力摧毀自己的生存基礎。未來將會出現一種我們今天還不知道的體系,但這種體系也會讓那時候的人類大感驚訝。就如資本主義在1760年於英格蘭西北部形成時,沒有人預料到、沒有人計畫,但它終究出現了。人類既無法預見,也無法全面理解自己的文化成就,這也是人類令人著迷的特質。有人類的地方,其結果如何,便不得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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