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世俗社會,一共有三種制度模式。一是封閉社會下的一黨(家)制,這以朝鮮為代表。二是開放社會中的一黨執政(多黨參政),以中國為代表。三是開放社會中的多黨制。這又以西方文明的發源地歐盟為代表。
如果從西方的角度,以價值觀比如自由度、大眾參與的民主程度為標凖,毫無疑問,最好的制度是歐盟為代表的多黨制,中國次之,朝鮮則最落後。但如果回歸到制度本身,即一是看它能否維持一個文明以及自身的存在,也就是說治理的難度是否超出制度的解決能力,二是看能否推動國家的發展。從這兩個角度來看,結論則完全不同。
朝鮮治理模式
從生存和治理難易的角度來看,朝鮮無疑排名第一:它的生存度最高,治理難度最低。
首先朝鮮是全球最為封閉的社會。即使人類到了互聯網和信息時代,朝鮮通過自成體系、對外不兼容的網絡和手機系統繼續維持高封閉狀態。雖然為了發展經濟而接納國外遊客,但通過行程(不能自由外出)和貨幣控制(不能使用朝幣)的方式與朝鮮社會本身完全隔離。
在封閉的前提下,朝鮮官方輕易就壟斷了歷史、文化和價值觀的話語權,成功的將整個民族洗腦,鏟除了所有的獨立異端思想。不僅國外的制度無法挑戰朝鮮,其內部也絲毫產生不了反對力量。這也是為什麼,雖然文化上、歷史上都有密切聯繫的鄰國中國走向改革開放並取得巨大成效,但卻對朝鮮毫無影響。以本人在朝鮮的經歷,民眾固然一方面讚嘆或者羨慕中國的富裕,但卻對中國模式毫不認同。
封閉的另一個效果就是避免了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各種傳染病(包括非典)、恐怖主義襲擊、難民潮。
二是朝鮮政權的合法性是血緣世襲。血緣世襲是成本最低、最無法被挑戰的政治模式。當然前提是這個合法性被一個社會所認可。所以在朝鮮,不管權力交接是否有計劃,不管接班人多麼年青,多麼沒有政績歷練,只要擁有金家血統,就擁有無上權威,人人擁戴。唯一擁有挑戰資格的是金家其他族員。但在朝鮮,一旦接班人確定,其他有資格的挑戰者就會被永遠放逐。這就是為什麼,金正日突然去世後,倉促接班的金正恩,短短幾年就令所有的顧命大臣從政治舞台上消失,甚至一人之下的張成澤都被處決。到現在為止,整個高層被更換超過70%。
此外,正是由於權力的世襲,在金日成建國後,他沒有把黨內的權力鬥爭波及到社會,也沒有出現過重大政策失誤。也就是說,金家為核心的勞動黨沒有任何歷史積怨。
三是在沒有對比的封閉社會中,朝鮮民眾滿足於溫飽,沒有過多的物質慾望和追求。同時朝鮮仍然實行計劃經濟和配給制,至少表面上人人平等。這種低水平的人人平等,自然反過來遏制民眾對更高物質享受的追求。所以,對於朝鮮政府而言,其基本任務不過是養活2300萬人而已。東亞各國歷史上都富裕發達,勞動力素質高。現在沒有走向現代化的也就只有朝鮮。但如果衡量標凖僅僅是溫飽的話,這對朝鮮政府並不是難題。
以上三點僅是朝鮮內因,從外部環境來看,同樣有助於維持其制度穩定。一是各大國出於自身利益都不願意朝鮮垮台。美國由於朝鮮的威脅而得已號令日本和韓國,日本則不希望看到一個統一且反日的朝鮮半島,中國則是不希望出現一個統一而又親美的國家。韓國則難以承受朝鮮垮台的經濟代價,俄羅斯則不願失去遠東的立足點。二是朝鮮已經擁有核武器,不管未來外部環境如何變化,至少再無一個國家敢於把薩達姆和卡扎菲模式用於朝鮮。
所以,權力本身的血緣特性,封閉社會下壟斷一切話語權、杜絕一切內外挑戰並成功洗腦整個國家以及民眾的物質追求僅僅滿足於溫飽,從而使得朝鮮成為一個低難度治理的國家,也因此決定了其制度模式的高度穩定和極強的生存能力。哪怕朝鮮僅僅從單一家族中選擇領導人,但僅就其面對的問題而言,這種模式就已經足以應對。
當然我們完全可以說,一旦這種封閉被打破,朝鮮就會頃刻瓦解。只是對朝鮮而言,除非政權垮台,否則這種封閉不可能打破。而這種封閉只要不打破,就無法令這個政權垮台,完全成了現代版的二十二條軍規。
不過,雖然朝鮮在生存能力和穩定性居各種模式之首,但在發展能力上卻居各種模式之末。人類的歷史經驗包括同文同種的韓國實例和中國前後三十年的變化,都說明了封閉社會和計劃經濟是不可能擔負起一個國家發展的重任。朝鮮可以長期的生存下去,但卻永遠沒有發展的可能性。
中國治理模式
相對於朝鮮,中國模式的治理難度則非常高。
首先中國是一個開放的社會。雖然互聯網還有部分管制,但對一個每年都有超過一億人出境訪問的國家而言,對一個有上億華人華僑在海外的國家而言,這些管制實在微不足道。更何況還有大陸遊客能夠自由行的香港、澳門、台灣在側。而且互聯網技術的進步,也使得管制的難度日益升高,所謂的翻牆更是非常的普遍。
所以中國共產黨是在管理著一個開放和多元的社會,不但不能壟斷歷史、文化和政治的話語權,相反外部面臨佔據歷史優勢的西方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挑戰和滲透----香港和台灣也同樣扮演著西方價值觀輸出的作用,內部則面臨著自由派知識群體的不認同。大家可能還記得,2008年西方經濟危機達到頂峰的時候,國內的自由派群體居然以西方為榜樣發起憲章運動。我們固然可以說自由派群體脫離現實,但另一方面也體現了西方積累的價值觀優勢:一場百年不遇的經濟危機都無法改變自由派群體對之的認同。
其次,中國的權力交接既不是通過一人一票的選舉,也不是任命和世襲,而是一種仍然在演變的兼有傳統禪讓色彩和西方任期制的全新體制。這種體制相對於朝鮮而言,更為複雜,成本也高,也帶有一定的風險。十八大前發生的薄、周、令事件就是一例。基本而言,今天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產生既要有足夠的基層歷練,也要有黨內高層(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的民主測評,還要有元老的推薦。一方面可以保障從全國選拔人才,另一方面操作上仍然有不透明性和缺少更大的參與度,未必一定能夠保證所有政治精英的認同。相對於朝鮮模式,中國政治制度內部的競爭性更強,風險也相對升高。
還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傳統的績效標凖之上的。雖然目前也得到了舉國主流的認可,但沒有永遠高速增長的經濟,更何況改革開放以來,民眾的物質慾望在得到空前滿足的情況下,也得到了空前的釋放。然而經濟發展總是落後於人的慾望增長,對物質追求的永不滿足給執政黨形成了沉重的壓力。再加上市場經濟和全球化必然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反過來不僅影響社會穩定還衝擊著官方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第三,共產黨執政以後在探索發展的道路上不管是政治還是經濟屢屢遇到重大挫折,包括大躍進、反右、三年飢荒、文革以及八十年代末的風波。雖然最終取得巨大成功,但歷史舊債沉重,往往成為境內外攻擊的口實。這同樣對共產黨的合法性構成挑戰。
儘管中國的治理難度遠遠高於朝鮮,但必須說的是,中國模式具有可發展性。在發展能力和前景上遠超朝鮮。
這不僅僅由於中國是一個進入到全球化、實行市場經濟的開放社會,更重要的是其治理難度仍然是中國模式可以克服和解決的。最根本的就在於一方面中國的領導集體是以能力為基礎的全國性選拔和全國性使用人才(不會出現西方由於政黨不同而導致的人才閒置)。另一方面由於建立起制度性的更替,不僅可以避免獨裁性政治人物的出現,更可以定期的補充新鮮血液和活力。這種「定期的換人而不換黨的模式」保持了體制的延續性和靈活性。鄧小平之後的兩次更替產生的三代領導人的實踐就證明了這一點。
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從宏觀戰略上講,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到現在長達三十八年間都沒有動搖,這在西方是完全不可想像的。試問,它們有哪一項戰略可以持久穩定的執行下去?往往政黨輪替之後就重起爐灶。從微觀上講,遠的不說,十八大以來,從取消鐵道部,到全面反腐(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周邊移植西方制度的國家如印度、印尼、菲律賓、俄羅斯等腐敗遠比中國嚴重,但卻只有中國在大規模反腐),再到割腕般的簡政放權、改革戶籍制度、土地改革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這些問題個個都涉及到重大利益的調整,要在西方是根本不可能觸及的。美國的槍擊悲劇再多,死傷再嚴重,總統再重視,也都無法改變。對外更有亞投行、金磚銀行、一帶一路戰略以及突破六十六年隔絕的習馬會,個個都是大手筆。可是,僅僅一個調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配額而且主要是消減歐洲份額的改革方案,美國居然要花五年而且面臨全球壓力下才能被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