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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應以德服台灣

自己生為中國人,當然希望遇見中國與台灣統一的一日.但如果以台灣人角度去思考,應該要尊重台灣人的意願. 為此,要得台灣人民的心,用武力威嚇絕對是下下之策,試想美國如用武力威嚇中國,中國人會對美國有好感嗎? 讓台灣人民心甘情願地與中國走在一起,才會是良策.

根據三國時代的真實歷史,那時曹操拿下了荊州,把劉備迫得四處奔逃,最後只能投靠東吳孫權.江東的孫家有長江天險,但曹操已佔據長江上游,加上實力比江東強大數倍,曹操離統一天下眼看必然成就.就在曹操和手下的眾文武官員沉浸在最美麗的設想中時,有一個傑出的人物向曹操提出了一個建議.

這個人叫賈詡,是個很了不起的謀士,很有才華,但是個性格很奇特.他給曹操的建議是:根本不用去打東吳,只需要做好荊州的工作,讓荊州成為一塊安居樂業的土地,孫權終究抵擋不了,會擇機投降朝廷,這樣就不需要大動干戈了!

當然,急於一統江山的曹操聽不進去這番話.對曹操來說,射向孫權和劉備的統一之箭已不得不發.結局大家當然知道,如果曹操當初聽從賈詡的建議,只需做好自家領土的民心工作,當東吳的人眼看曹操的領土人民安居樂業,無比幸福,人民自然會失去對抗曹操的想法.

現在的中國大陸就像曹操的強大勢力,台灣就像東吳,要讓台灣人不再抗拒與中國統一,中國政府只要努力以赴地使自己人民生活幸福,每個大陸人民也能安居樂業,使台灣人民也感受到中國大陸的褔氣.這樣才能使台灣人民的心抵擋不了,會擇機親近中國.

希望中國不要再用武力威嚇台灣,以及不要再用經濟手段脅迫台灣人民,這只會使台灣人更加討厭中國.要得台灣民心,只要好好地對待台灣人民便好,以德服台灣.

然後就要談談中國政府如何做到使自家人民幸褔地生活.建議中國政府應該做到「嚴上寬下」,對待貪污的官員要嚴厲處分,而對人民要寬容對待,不要給人民太多的壓力.可以的話,給人民言論自由,這樣高官才能真正知道人民有甚麼不滿、有甚麼需要,就會知道如何才能給人民帶來幸福.不要以言入罪.

唐朝時代“ 貞觀之治 ”的亮點之一就是唐太宗的從諫如流。太宗即位初年,就鼓勵群臣進諫,厚賞進諫臣僚。在太宗的倡導下,群臣紛紛進諫,王珪、劉洎、岑文本、馬周等都是有名的諫臣。流風所及,后宮徐賢妃、太子李承乾乃至輾轉入唐的隋煬帝蕭皇后都有諫言留下,隋煬帝的佞臣、處處逢君之惡的裴炬也變得敢於直諫。其中最傑出的自然是魏徵。僅史書所載,魏徵在太宗朝的進諫次數就高達兩百多次,對其進言,太宗也基本能做到從善如流,從而演繹出一段君臣佳話。但隨著文治武功的鼎盛,太宗逐漸志得意滿,漸漸聽不進諫諍意見了。

  貞觀十二年(公元637年),魏徵在與太宗的對話中指出,太宗貞觀初年,恐怕別人不進諫,鼓勵群臣進諫;三年以後,見到臣僚進諫,還可以高興地接受;再過一兩年,就不喜歡大臣進諫了,雖然能勉強聽從,但內心終究不平。

太宗晚年,決定東征高麗,當時大臣房玄齡、褚遂良、張亮、李大亮等紛紛進言反對,但唐太宗完全聽不進去,一意孤行,最終遼東之役無功而返。太宗對納諫態度的轉變,也導致臣僚開始變得沉默。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讓大臣直言自己的過失,長孫無忌等人卻說:“陛下無失。”諫諍風氣的改變,恰好反應了太宗對諫諍態度的改變。

根據哲學家所認為,一個實行君主政體的國家如果遇上了明君,是會比民主政體國家更加理想.相反國家遇上了昏君,是會比最差的民主政體國家更加不幸.有幸現今的習主席是位有能力的明君,希望他能帶給人民新希望便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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