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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唐盛世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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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
文景之治,漢文帝和漢景帝在位時期的治世,輕徭薄賦,與民生息。
漢武盛世,漢武帝在位時期,反擊匈奴、開通西域、中央集權。
昭宣中興,漢昭帝和漢宣帝時期的盛世,設立西域都護府,百姓充實,四夷賓服,為漢之極盛。
光武中興,光武帝在位時期中興漢朝,恢復、發展社會生產,緩和西漢末年以來的社會危機。
明章之治,漢明帝和漢章帝時期的治世,經營西域、復置都護,政治清明,天下安平,百姓殷富。

唐朝
貞觀之治,唐太宗李世民虛心納諫,改革內政,發展生產,平定外患。
永徽之治,唐高宗李治沿襲貞觀政治經濟制度,有貞觀之遺風。
開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前期,中興唐朝,唐朝國力達到極盛。
元和中興,唐憲宗李純在位時期,改革弊政、元和削藩,出現了「唐室中興」的盛況。
大中之治,唐宣宗李忱在位時期,整頓吏治、收復河湟。
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指中國漢文帝和漢景帝所統治的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出現的治世,奠定了其後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將漢朝推上頂峰的基礎。

漢初,社會經濟薄弱,朝廷推崇黃老治術,採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通常認為文景之治的主角是漢文帝與漢景帝。實際上,竇太后在文景之治時代所起的作用也是舉足輕重的。

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分別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是租率最終減為三十稅一。文帝十三年,還全免田租。同時,對周邊敵對國家也不輕易出兵,維持和平,以免耗損國力。這就是輕徭薄賦的政策。

文帝生活也十分節儉,宮室內車騎衣服沒有增添,衣不曳地,帷帳不施文繡,更下詔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物。因此,國家的開支有所節制,貴族官僚不敢奢侈無度,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這就是休養生息的政策。

漢文帝重視農業,曾多次下令勸課農桑,根據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員,並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生產。

漢文帝去世,漢景帝即位,初期平定七國之亂。七國之亂以後,景帝開始專心打理朝政,據說景帝十分樸素,仁厚愛民。除了平定七國之亂以外,從來沒有大規模用過兵,和匈奴的戰爭始終控制在一定的規模內,依然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

漢文帝之皇后竇太后尊崇道家,因此漢景帝與竇氏宗族都必須學習道家學說。景帝崇尚黃老之說,減少刑罰,減少賦稅,興修水利,提倡農業,要求人心不服的案子進行重審,以免冤獄發生。百姓在和平穩定的環境下創造了大量財富,其間百姓富裕,豐衣足食,安居樂業,天下太平安樂。

隨着生產日漸得到恢復和發展,出現了多年未有的穩定富裕的景象。史稱:「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漢書·食貨志》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時漢王朝的物質基礎大大增強,是中國皇權專制社會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也為後來漢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漢武盛世

漢武盛世是西漢的全盛時期,漢武帝身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的時代所產生的政治思想與規劃,在歷史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漢武帝時代,以漢族為主體、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得到空前的鞏固,漢文化的主流形態基本形成,中國開始以文明和富強的政治實體和文化實體聞名於世[參 1]。

漢武帝時代是個人才輩出的時代。文學、史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等,在這一時期都有相當程度的發展。當時的西漢帝國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輝煌成就成為東方文明的驕傲,在林立於世界的不同文化體系之中居於領先的地位。漢武帝時代的政治體制、經濟形式和文化格局,對後世皆留下相當重要的歷史影響[參 1]。

不過有些傳統歷史學家如司馬遷、班固和司馬光均認為,漢武帝力行中央集權、開疆拓土、獨尊儒術、設罝五經博士等政策,雖然在歷史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不過在位中期之後,由於武帝本人好大喜功、放縱享樂、荒誕迷信、殘暴多疑、窮兵黷武等種種行為,造成西漢國力、社會經濟、人口數量大幅衰退,當時人民承受這些現象的苦果,生活陷於水深火熱,因此他們稱所謂的「漢武盛世」,不過在文治學術方面尤為人稱道,至於武功方面則通常同情於對人民財貨與生命付出過度的損失與犧牲[參 2]。
昭宣之治

昭宣之治又稱昭宣中興,為西漢漢昭帝和漢宣帝在位時期(約為公元前87年至前49年)着重休養生息,以恢復漢武帝在位時嚴重損耗的國力,並將漢朝國力推上太平盛世。後世歷史學家評定此段時間為西漢的中興。

背景[編輯]

漢武帝末年,由於長時期的興師暴眾和嚴刑峻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農民起義不斷。在民怨沸騰的情況下,漢武帝於終前兩年下道《輪台罪己詔》,宣佈:「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表示與民更始,發展生產,與民休息。漢武帝駕崩後,漢昭帝和漢宣帝相繼當政,西漢歷史進入昭宣時期。

措施[編輯]

輕徭薄賦[編輯]

7次頒佈了減免田租、口賦及其他雜稅的詔令,6次頒佈賑貸種及食和「勿收責」的詔令。凡遇郡國遭受水旱及地震災害,當年租賦徭役皆免。昭帝是頒佈「令民得以律占租」的法令,廢除了律外苛稅。宣帝時更下令「勿行苛令」,減鹽價,禁止官吏「擅興徭役」,注意減輕農民負擔。

重視吏治[編輯]

重視地方官吏的選舉,補刺史、守及相,必須由大臣推舉,他親自召見,詢問治安之術。其清政者給予褒獎。公卿大臣多從有政績的地方官中選拔。

平理刑獄[編輯]

昭帝於始元四年(前83),特赦。宣帝親政後,進一步廢除了漢武帝時期訂下的酷法。設置廷尉平一官,專助廷尉決疑案及平冤獄,將治獄的好壞作為考核官吏的一項重要內容。通過這些措施,改變了武帝末年人人自危,大臣「安危不可知」的局面,緩和了社會矛盾。

成效[編輯]

昭宣時期的政治及經濟措施的實行,使到一度風雨飄搖的西漢王朝再次興盛。劉向評論漢宣帝時稱讚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漢文帝)之時」。
光武中興

王莽篡漢,西漢結束,改國號為新。後王莽改制失敗,導致綠林赤眉起義爆發最終肢解新莽政權,漢景帝後裔劉秀趁機恢復漢朝,國號仍為漢,史稱為東漢,劉秀即光武帝。在位期間,農業、手工業都得以從新莽天鳳四年(17年)起到東漢建武前期的戰爭而受到嚴重破壞背景下的恢復和發展,政局穩定,史稱「光武中興」。

劉秀的六世祖為長沙定王,但是到劉秀這一代已經是一般平民。王莽登基的時代,劉秀曾在長安唸書,因生活貧困,他和同學買一頭驢,替人載物賺錢貼補家用。劉秀的族兄劉玄被綠林「新市兵」的擁戴,公元23年被立為帝,是為更始帝,「概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昆陽之戰,威震天下」。公元36年公孫述戰死成都,劉秀終於統一中原。[1]至綠林起兵以來,中原鼎沸,內戰頻仍,全國人口減少,東漢初年,戶籍大大減少。公元30年劉秀下令裁併郡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2]。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令「度田」,清丈全國的土地,分配土地給貧苦農民。此舉遭到強烈反對,州郡官吏畏懼豪強地主,不敢「度田」[3],結果導致「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4],河南尹張汲以及「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大司徒歐陽歙也是死於度田。[5]董宣不畏權貴、秉公執法,受到了光武帝的嘉獎。劉秀本人是豪強出身,在東漢出來即有所謂的南陽豪強,所謂「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劉秀一方面力求恢復經濟,通過「度田」,以限制豪強地主,開國功臣劉隆也在此事件中被免官,決不寬容。[6],劉秀曾對馬援說:「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7]。另一方面又因民變[8],「青、徐、幽、冀四州尤甚」,最後不得不與豪強妥協,暫止度田[9]。公元26年,劉秀仍在掃除群雄之際,「諸功臣皆增戶邑」[10],之後又下令釋放奴婢,光武即位後,多次釋放奴婢,「內外匪懈,百姓寬息」[11],並減輕田租,興修水利。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全國有「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12],戶與口增加一倍。在光武帝的苦心經營之下,東漢社會終於出現繁榮,王夫之認為「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獨焉」,史稱為「光武中興」。
唐太宗李世民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使唐朝出现“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

出现治世采取了发展贸易,休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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