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果有決心要消除貧窮，那麼先發給薪水只有 22K 的每人一萬塊
BO 導讀：看這篇文章之前請以下兩個選項選一個： 如果你一個月的薪水不到 22k，而且還因為年收入太低不用繳稅給政府 VS 政府每個月補助你一萬，政府並且每年依規定課你稅。請問你選哪一個？
貧富差距逐漸擴大，富人花錢不手軟，窮人則是一天買個泡麵心都會淌血。因此，如何消除貧窮成為經濟學家、政治家頭痛的問題，BO 之前曾推出解決本世紀經濟問題的根本方法：每人每月發三萬台幣？該文作者從心理學角度分析無條件的基本收入是對社會有助益。而這篇文章也是持相同觀點並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政府如果給予人民補助金並課稅，其實是有助於人民過更好的生活。
2012 年 6 月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召集各國元首會談，擬訂《我們要的未來 (The Future We Want)》重申對全球永續發展的期望。而文件中近 20 項的全球議題裡，各國認為當今世界最大的挑戰是「消除貧窮」。或許你認為「消除貧窮」是遙不可及的「烏托邦」理想，但其實這項全球挑戰的解，就是給予人們足夠的錢來跨越貧窮線，也就是最近廣受討論的「無條件基本收入」概念。
不過，「廣受討論」也意味著「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概念正被許多反對者抨擊。其中一位反對者是英國周刊 (The Week) 撰稿人哥布林 (Pascal-Emmanuel Gobry)，他以 70 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弗里曼 (Milton Friedman) 提出的「負所得稅 (編按：社會救濟制度的一環；讓位於貧窮線下的家庭，從政府手上拿到一筆補貼，直到收入達到所得稅的起徵點為止。)」政策為例，認為「無條件基本收入」不可能成功。
但儘管負所得稅政策有其堪慮，但絕不代表這政策是不可行的，且實驗仍相信負所得稅政策在受控制的成本之下，能夠消除貧窮。
◾負所得稅政策讓具有社會性破壞行為 ?
負所得稅不全然同於無條件基本收入，但兩者概念運作方式十分雷同。低所得稅政策會給予全民一筆現金津貼，但政府會立即徵收所得稅，而只有貧窮線下的國民會在徵收所得稅後「所得」反而變多。前美國總統尼克森曾推行過負所得稅政策，給予落於貧窮線後的家庭 (相當於今天的)1 萬元美金，並在給付津貼後克予稅率 50％，直到此家庭年所得已越過 2 萬美元。(因為總收入達 2 萬美元的家庭已非低於貧窮線標準。)
哥布林舉例在新澤西州、賓州、愛荷華州、北卡羅萊納州、印第安納州以及西雅圖、丹佛、蓋瑞等城市執行的四項負所得稅實驗成果，樣本共計約 7500 人。同一時間，在加拿大馬尼托巴省也有個類似的大型實驗，嘗試各種津貼率 (貧窮線的 50％至 148％) 和稅率 (年所得 30％至 75％)，詳細交叉比對兩數據的相互關係。這幾項實驗發現，有些負所得稅政策的受益者，會刻意減少工作時數將年所得降至貧窮線下，以獲得政府津貼。對此，哥布林表示，「數百萬計的人，有誰可以不用工作還拿錢？這顯然是俱有社會破壞性的懶惰行為。實行負所得稅政策的後果將會使得社會勞動力呈現低成長，甚至造成低就業的惡性循環。」並相信負所得稅政策是個瑕疵政策。
的確，哥布林依據的負所得稅研究資料是現今最好的實驗成果，但「最好」不等於完美。而實驗成果的數據資料，也不全然導向哥布林的鐵論。在此提出五點反駁：
1.「少工作」的數據資料可能有「結果被低估」的風險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經濟學家伯特列斯 (Gary Burtless) 就指出在西雅圖、丹佛、蓋瑞等城市的實驗使用的資料大部分靠組織調查人民所得而非官方數據。然而，當研究結果交叉參照實際人民所得時，發現負所得稅政策根本未影響蓋瑞市的勞動力，對西雅圖市、丹佛市勞動力的影響程度也並未如哥布林所描述。
普林斯頓大學的厄爾萊伊 (Orley Ashenflter) 也發言，認為伯特列斯的提示大大削弱「負所得稅政策減少社會勞動力」的論點。「若一項實驗以不先進的傳統行政程序來執行，那人民收入數據、社會勞動力降低的依據何在？」他進一步批評，「實驗必須充分了解提供人民所得數據的平台正當性，測試的效果才能直攻議題的關鍵核心。令人難過的是，過去這些實驗都並未認知到這點。」
2.「少工作」不代表勞動力「永遠」停滯
即便我們排除人民收入數據勘誤的因素，哥布林提及的實驗結果仍非地否定負所得稅政策的可行性。負所得稅政策最可能造成勞動力下降的成因是員工辭職，完全退出勞動力市場。然而基本收入擁護者美國喬治城大學哲學家懷德克斯特 (Karl Widerquist) 指出，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員工會以辭職來獲得政府津貼，「負所得稅政策會引爆大量員工的辭職潮嗎？」他透露，連實驗執行者都曾告訴他，無法找任何員工為政府津貼辭職的實例。
伯特列斯也指出，減少工時也非勞動力下降的主因，人民不會沒事將原先 60 小時工作時數縮減至 40 小時。而一旦排除了減少工作時間及永久退出勞力市場的可能性後，導致勞動力降低的主要原因即為失業期的拉長。失業通常不是正常人所樂見的事，雖然負所得稅讓人們選擇繼續失業的機會變高，但確實使得身不由己的失業狀況不再令人難已承受。
甚至，失業期拉長的線想也可能反映人們正在等待一份更好的工作職缺。在社會福利的支持下，人民能追求更愉快、有意義的工作，長遠來說也增加社會就業環境的效率，工作產能也能相對提升。權衡之下，這可說是一筆很值得投資的失業福利成本。
3.「少工作」有時是為了重回學校教育
另一個因素是人們辭掉工作回校進修。史丹佛大學的哈努謝克 (Eric Hanushek) 評估負所得稅實驗中對勞動力的影響，竟發現負所得稅帶來的「青年勞動力下降」程度與「學校入學率上升」程度幾乎吻合。
這並不是唯一跟教育相關的調查結果，另一項研究分析新澤西州的實驗，發現負所得稅實施後，青年完成高中學業的機率增加 25-30％，而在西雅圖市、丹佛市的實驗則提高 11％高中學業完成率。雖然不能將學業完成率與學習成效劃上等號，但有證據表明，有政府補助的低年級孩童比起其他未獲負所得稅補助的貧窮家庭，在標準考試中有較好的成績。
4.「少工作」有時候，反倒是一件好事
工作固然重要，但當我們一味強調社會勞動力時，也必須思考「難道全民勞動人口達 100％是我們的目標嗎？」「難道人類社會的繁榮只能靠工作嗎？」哥布林指出，研究顯示失業人口會消耗可觀的社會福利預算，而人們需要工作的主因也源自於財務壓力而非尋求心靈成就感。
不可否認地，哥布林的看法有其道理，但確實有人們在工作中遭受不合理待遇、被壓力消磨心靈後選擇離開工作，甚至是人們決心追求更有價值的生命經歷。難道給予人民工作之外有個舒適退休生活，不是社會保障的目的之一？社會保障、個人退休儲蓄比起負所得稅政策來得更消耗社會福利預算，但我們都知道，消耗多寡根本不是重點。
因此，我們應該關注負所得稅政策引發的勞動力下降狀況，背後是否能夠滿足人民最真切的需要？例如，幫助弱勢家庭辭去兼職工作以照料長期患病的孩子、讓年紀甚高的爸爸提前幾年退休、給予轉換跑道的人民更多適性抉擇的機會。這才是制定政策者應關注的議題，消耗多少社會成本則是其次。
5. 短期實驗能給你的訊息十分有限
最終需要注意的是，以短期、小規模的實驗來推斷國家、州際政策方向頗具風險性，因為地域性實驗僅針對小眾、低收入戶樣本，並不能反映所有人的立場。但難道實驗融入所有人的意見，能確保未來實行政策能萬無一失嗎？長期來看，負所得稅政策可能使得企業主抬高工資以說服人民留在勞動力市場，但也可能造成人們離開勞動力市場的負面效應。但這一切都只是「可能」，實際上路狀況沒有人能斬釘截鐵地預測。
制定關乎國家的大政策時，我們會仔細分析初期試驗，歸納成千上萬的影響因素，不放過任何政策執行後的發展可能性。想當然耳的，欲將地域性強的小規模實驗結果用來制定國家級政策時，遭受的質疑及需考量的影響因素勢必多到不可設想。但如高布林所說，政策制定者能夠參考的最佳數據，只能依靠這類隨機對照試驗 (RCT)；只可惜，他們不俱有處理這類數據的遠見。
◾為了消除貧窮，我願意賭一場
當研究者得出政策影響性的結論時，接下來的爭辯常演變成各人解釋自我的政策偏好，而非聚焦在基本事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索洛 (Robert Solow) 則一語道破，「各人採用學說的立場，大多是取決於個人的意識形態與偏見，只有一點點是實驗結果本身。」
但我仍認為，伯特列斯及其他學者共同評估的低所得稅實驗後的結論，即「全國負所得稅政策的推動，在消除貧窮的願景上，並非不可行。」俱有一定的公信力。
懷德克斯特指出，為使全民越過貧窮線，研究估計全國社會福利將最少增加 5％、最多增加近 15％的經費支出。得出 15％社會福利支出結論的伯特列斯則估計，這筆經費成本僅為國民生產總值 (對美國而言，國民生產總值與國內生產總值無異) 的 1.5％。當然，這是粗略估計，尤其美國社會福利經費正處於連年變動的狀況，但這確實就是在美國消除貧困的所有成本。
因此，以下是我的結論：適當的負所得稅或無條件基本收入政策，能夠消除貧窮。我們不能確定人民是否會刻意減少勞動、收入，以獲取政府津貼，但依前項推論，我們可以相信負所得稅政策能夠彌補減少的收入，使得人民得以免於貧窮之苦。最糟的情況是，雖然「貧窮」不復存在，但就業狀況低迷；最好的狀況則是政府以低成本消除貧窮，且未造成就業狀況惡化。若這是一場賭博，我想我會願意賭一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