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提高大陸農民收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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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農民收入比大陸農民高，因此借鑒台灣農民政策會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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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富農收入勝銀行董座

在環境劇變下，台灣的農民收入，也日益M型化。

根據主計處資料，二十多年來，台灣農民的收入水準（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大約都只有非農民的七成，農業於是有了落後、貧困、缺乏競爭力的形象。但如果深入追究，會發現故事沒那麼簡單。

高雄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助理教授許聖章，在比較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前後的農家所得資料後，提出研究指出，入世之後農民所得分配不均日益擴大， 「高所得農家相對所得提高，低所得農家所得相對降低。」能挺過國際競爭拔尖而出的農民，與一般農民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和高所得非農民相比則越拉越近。

農民的面貌開始改變，如同前述個案，一批與時俱進的「新富農」誕生了，不再是傳統鋤禾日當午汗流浹背的模樣。這些農民都隨著時代俱進，在科技應用、時機掌 握、客層定位上做出創新，躋身營收千萬元的新富農。他們個個年收入都能達到數百萬元，甚至比年薪三、四百多萬元的公營行庫董事長薪酬還高，更勝過眾多月收 入在三、四萬元間游走的服務業店長。他們，正走出一條新形態的創業道路。

四大勝出指標：科技、通路有利創新，跟上健康趨勢

長期觀察農村變化的世新大學社發所助理教授蔡培慧分析，台灣中、小型企業規模的家庭農場，一直在自我更新、轉型，農業的競爭力其實一直存在。加入WTO固然是一個契機，但這群新富農之所以能嶄露頭角，主要還是掌握住以下四點：

一、科技應用：他們應用了更多新式農機械和耕作技術，也能即時利用iPad或PDA做田間資料管理，生產力隨著科技進步而提升。

二、通路多元：農民跟市場的連結益趨多樣化，除了傳統的農會、果菜市場外，還多了網路、餐廳直購、契作等新通路，自由度更高。

三、藍海策略：農民開發出新的品項，譬如標榜無施打抗生素的無毒豬，便可以在市場上重新定價。

除上述三項，第四項、也是非常關鍵的特色，是他們掌握了健康、有機的風潮。從前述的新富農個案中也可以看出，生產健康概念的產品，是贏得市場的關鍵之一。 台中農改場前場長陳榮五指出，以前農產品加工，重的是口味、外觀，果汁要加糖、加鹽提高口感；但現在觀念丕變，民眾對口味的要求沒那麼高了，取而代之的是 健康的訴求，看起來不好吃的農產加工品，只要打著健康的名號，一樣賣得嚇嚇叫。
從數字也能看出端倪。據農委會統計，台灣十年來有機農糧產品驗證面積，從近九百公頃增為四千多公頃，十年增加三．五倍。有機農地占台灣農業產值，從十年前 的○．三％，提高到去年的一．三％。每公頃有機農地的平均產值約達六十萬元，比起整體農地平均的二十萬元上下，高出不少。

美國：沃爾瑪賣有機 幫消費者找到可以相信的食物

有機食品需求增加，同樣也出現在美、日等國。根據美國有機交易協會（Organic Trade Association）統計，二○○○年開始，美國有機食品的總體交易金額每年成長二○％左右。

這股有機飲食風潮也吹到全球最大零售商美國沃爾瑪超市（Wal-Mart）身上，沃爾瑪的有機食物營收同期間成長一八％。因應新興的有機飲食風氣，沃爾瑪 的農產品收購來源轉向中小型的美國本土農民，這些中小規模農場不像大農場噴灑大量化學藥劑，生產的農產品可減少對人體健康與環境的壓力，沃爾瑪同時直接在 這些農產品上標記農民姓名和農場位置，幫助所有消費者找到「可以相信的食物」。

日本：主婦搞團購 直接跟農民下單，確保無農藥

在日本，越來越多的家庭主婦自發性組成消費團體，親自到農村選擇合作對象，選地、下單、預付款，與農民協會直接交易，鼓勵農民在生產過程中避免使用化學品農藥，以種植新鮮、純天然的農產品為目的。

這種農業形態被稱為「社區支持型農業」（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它強調消費者可以透過類似契作的方式，直接向農民下訂單，越過中間的零售商，除了讓農民分享更多的利潤之外，消費者也可以直接 確保自己吃到的食物來源，和飲食健康。

目前全日本有超過六百個生產消費團體，提供食物給二千二百萬位日本國民，換句話說，每六位日本人，就有一位在這種社區支持型農業系統中，覆蓋範圍從北海道延伸到大阪地區。

導入科技、運用多元通路、開發具健康概念的新品項，不但是全球農業新趨勢，也是台灣新趨勢。受塑化劑事件衝擊，消費者未來勢必更注重食品健康、安全，能夠掌握住時代趨勢的人，將會是M型化的新富農時代裡的贏家。

＜商業周刊100.06＞

http://www.eco-farm.org.tw/libary_02.asp?seq=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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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台灣農民為什麼比大陸農民有錢？

【大紀元2012年06月26日訊】台灣農民人均年收入是大陸農民的25倍。
  
據《2007年中國農業發展報告》，改革開放發展以來，至2005年時，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從35%下降到12.5%。農業從業人員占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從接近70%下降到44.7%。中國總人口13億756萬，其中鄉村人口9億4,907萬人，占72.6%。在這9億多的人口中，近1/3是農業勞動力。以此可以看出，近9.5億的鄉村人口創造了2.242萬億元產值，即，占總人口的72.6%的鄉村人口創造了佔全國不到1/5的總產值，人均創造2,360元。

同一份報告顯示，2005年大陸的耕地面積為122,066.7千公頃，折合為18.31億畝。但這份報告裡1995年的耕地面積是94,973.9千公頃，即14.24億畝左右，這與國土部公佈的95年耕地面積為19.51億畝相差甚遠。這是一個疑問。另外，農業部在沒有任何其他數據詳細公佈下，1996年大陸耕地面積直接增加了4億畝，達到了19.51億畝。這是另外一個疑問。但這不是本文想闡述的焦點所在。

以2005年18.31億畝的耕地面積為準，大陸人均耕地面積為1.4畝，不到世界平均水平4.8畝的30%，每個鄉村人口擁有耕地面積為1.93畝。同時可以折算出在大陸每畝耕地創造出的產值為1224.5元。（本人用原始數據，即第一產業的總產值和官方公佈的總面積相除得出。）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大陸的農業在改革開放期間發展迅速，但社會結構轉型還遠未完成，還處於農業經濟社會時代。

2003年，台灣農業就業人口跌破70萬，為69.6萬人。2004年更降到64萬人，占總就業人口數的6.06%。2005年，農業經濟活動人口（在大陸一般以「鄉村人口」統計）占總人口的比例為5.74%。這是隨著經濟發展和農業角色的調整，農業人口向製造業和服務業轉移所導致的。只佔全部人口不到6%的農業人口創造了總產值的1.66%，超過55億美元的產值。則農業活動的人群中，保守估算，人均每年創造的產值超過5.8萬元。2005年，台灣有耕地總面積為60萬公頃，合900萬畝，人均耕地約0.4畝，但每個農業活動人口擁有耕地面積接近14畝！同時，台灣耕地面積是逐年穩步增加的。

數據之後，我們看到，台灣一個農民人均年收入是大陸農民的25倍。這裡面的原因是什麼？除了大陸在政府投入、科技創新方面投入明顯不足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在制約，特別是大陸無人願意耕田種地就荒蕪耕地，導致每年的耕地在急劇減少，但台灣的耕地卻每年都在增加。這不能僅僅從大陸因為改革開放，沿海經濟發達勞動人口都從農村跑出來這簡單的層次上得出結論，最根本原因也許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和農村組織制度上。這裡，我們先看幾則事例，然後簡單看看台灣土改的做法，或許能從中得到某些啟示。
在台北最高的建築——101大廈，即世貿中心附近的地段是「寸土寸金」。但就是在這裡，有一塊號稱台北最貴的農田，主人不願意將這塊地賣出，每天在地裡種菜。政府還不能隨便動用國家暴力機器拆遷，更不能在土地上噴上一個顯眼的「拆」字。台灣人都知道而且羨慕一個事實，那就是台灣農民非常有錢。

台灣現在的土地政策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開始實行的第一次土地改革。第一次土地改革中，通過「三七五減租」措施減低租金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實行「公地放領」讓部分農民能夠很實惠買得土地，推行「耕者有其田」限制地主的耕地數量，超出部分由政府爭購轉賣給沒有土地的農民。

上世紀70～80年代的第二次土改實現了農業的專業化、企業化和機械化。這期間主要推行土地重劃，鼓勵轉移和兼併、化零為整形成規模。第三次土地改革是放寬土地流轉限制，這主要是上世紀90年代進行的，為了解決土地市場化問題，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

僅僅因為台灣的土地改革就創造出了台灣農業的輝煌，那是很偏頗的觀點。因此不管是土地私有還是土地公有，都只是提高生產力的其中一種方式。一般情況下，土地公權要在很高的生產力以及完善的法制基礎上才能實行，這就是馬克思認為公有制必須要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這是題外話。台灣的私有制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因為有了產權的自由流轉，避免了小農經濟；因為有了真正的法制和憲政保證土地私有權，避免了土地投機行為；更是有全面的政治權利之實現——結社自由的憲法權利下，才能讓真正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會」組織誕生。

在台灣的農村，99%的農戶加入了農會組織。農會機構完善，自治性很強，有完善的民主體制運行，主要任務是提高農民的素質和技能，保護農民的權益和提高農民的政治地位。同時農會還幫助農民解決資金問題，因此也兼有金融機構的性質。在台灣，農會就是農民最可靠的組織，也是政府與農民之間溝通的橋樑。

正是台灣的土地所有制、民主憲政、農民自治組織三位成一體實現了台灣農業經濟的飛躍，今天台灣農民的地位才能那麼重要，農民的權利與其他社會階層一樣平等。上述三種因素也是產生本文前面的農民產值的25倍差距的最根本原因。

（文章寫於2009年8月，轉自信力建的博客，標題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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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萬均委員就如何增加農民收入建言獻策

新華網北京３月７日電：肖萬均委員今天在全國政協九屆五次會議大會上發言說，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對農村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形成以鄉鎮工業為主體，以專業市場為依託，以高效農業為基礎，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的經濟格局，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
   
    這位農業界委員說，增加農民收入，不僅關係農民生活的改善和農村社會的穩定，而且關係擴大國內需求和整個經濟持續增長，是一個關係全局的問題，這已成為全國上下的共識。
   
    “在中國農業進入新階段後，農產品供求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農業的發展越來越受到市場需求的制約。同時，城市就業壓力加大，農村勞動力轉移更加困難”，他說。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近年來浙江省農民收入依然保持著持續增長。根據在浙江進行的兩年跟蹤調查，肖萬鈞分析說，浙江農村一二三產業互相促進，協調發展，形成良性迴圈，這既是農民收入不斷增長的深層次原因，也是浙江綜合經濟實力在全國位次不斷前移的決定性因素。
   
    肖萬鈞說，使農村繁榮富裕起來，必須逐步推進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城鄉一體化。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使鄉鎮工業在農村各業中迅速發展。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原料和產品都需要更大範圍的流動，各類商品市場應運而生。而二三產業的崛起，又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產業化經營。通過大批量、標準化生產，有效地提高了農產品市場競爭力和佔有率。
   
    肖萬均委員認為，這將是中國農村經濟在新世紀應走的路子。他說：“由於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走這條路子，起步相當艱難，但遲早應朝著這條路子邁進。” （石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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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茄洋芋同根生 英國新種植物茄薯亮相

可以同時長出蕃茄和馬鈴薯的新種植物，在英國誕生，它運用的是接枝技術，而非基因工程，用接枝法形成混種農作物，不是什麼新鮮事，不過這是這種植物首次可望進入商業市場。

混種農作物最常面臨的問題是果實的風味欠佳，不過拜農業技術逐漸進步之賜，許多過去存在的障礙，被克服了，都會生活環境，寸土寸金，一株植物上，同時長出兩種、甚至多種不同的蔬果，對空間有限的園藝愛好者，絕對具有吸引力。

這種取名為（茄薯Tomtato）的混種植物，是一季生的農作物，蕃茄熟的時候，馬鈴薯也可以採收了。（圖片取材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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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株種番茄.馬鈴薯 英接枝技術成功

餐桌上最常見的番茄跟馬鈴薯，現在可以同時栽種了，英國園藝專家成功在同一株植物上，結出小番茄跟馬鈴薯，而且用的還是傳統的接枝技術，非關基因改造。

枝頭結小番茄，根部長馬鈴薯，聽起來像科幻小說才有的怪發明，現在已經在英國問世，而且完全沒用上任何基因轉殖技術。

湯普森摩根公司經理 裴瑞：「百分百天然，跟基因改造無關，完全自然且安全，只是將兩種植物進行嫁接，透過手工以及極為精緻的過程。」

由於番茄跟馬鈴薯同屬茄科植物，因此研究人員在2種植物，長到60公分左右的時候，剪掉部分莖幹，再把番茄嫁接到馬鈴薯上，就完成最後傑作，但因為兩者的莖部粗細差不多，光為了找到最完美的接枝方式，就耗了10年，新植物取名茄薯，只適合一季生長，收成時只要連根拔起，最重要的是，不用太大的土地就可栽種。

湯普森摩根公司經理 裴瑞：「這不是什麼魔法，最棒的是可以節省空間，可供園藝使用的空間越來越少，如果可以在同一盆栽種植，兩種植物或作物，甚至是一種水果一種蔬菜，那就更棒了。」

透過接枝法形成混種農作物，是早在15年前就有的技術，但之前培育出來的果實口感不佳，英國生產商宣稱，這次他們所培育出的茄薯，番茄甜香、馬鈴薯白鮮，而且一次收成有500顆之多，是同類型實驗作物中，第一次可以商業化的產品。  (2013-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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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農民收入：擴大非農就業是根本出路

本報記者　董建勤


  2003年11月27日05:38 【字號 大 中 小】【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我國應遵循“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著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及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環節，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就地轉移與流動就業並舉，加速小城鎮發展

　　記者：農民收入正逐步以依靠非農產業的發展為主。近年來這一趨勢十分明顯。今年前三季度，農民的務工收入人均302元，同比增長11．4％。可以說，農村富余勞動力流動是擋不住的潮流。如何評估農村勞動力轉移對增收的貢獻？

　　林毅夫：這是不言而喻的。你引用的數字本身就是一個証明。

　　記者：目前我國農村富余勞動力流動的趨勢如何？

　　林毅夫：規模在擴大，速度也在加快。特別是隨著近年來鄉鎮企業增長速度下滑、吸收就業能力的不斷下降，富余勞動力大規模流動並形成了異地就業、回鄉安家或創業的模式。這是農民增收、進行非農創業及進入小城鎮的重要基礎。他們通過廣泛接觸大中城市的現代生活和在現代工業的氛圍中學習，獲得了許多信息、學到了不少有用的知識和技能，同時也積累了進行非農創業的原始資本。政府要對這兩種勞動力就業模式給予足夠的政策支持，特別是運用各級公共財政及金融資源重點扶持。

　　記者：不過，農村人口遷移的可能性還取決於城鎮非農產業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未來非農就業的崗位在哪裡呢？我們知道，就業再就業與農民增收被並列為今年下半年經濟工作中最大的兩個重點和難點。

　　林毅夫：中外歷史經驗表明，隻有調整產業、就業結構，促進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才能相應增加農村勞動力的耕地和提高農產品商品率，農民收入最終才可能保持和國民經濟的同步增長。農村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調整的前提是非農產業大發展，不斷創造出大量非農就業機會，將農業勞動力吸納到非農就業崗位，不斷降低農業就業的比重和數量。而隻有大力發展中小企業才能最大程度地創造就業機會，同時滿足城市就業的需要和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

　　記者：此話怎講？

　　林毅夫：我國現階段最具競爭力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勞動相對密集的區段，而上述產業和區段中的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目前中小企業發展的“瓶頸”在於缺乏金融支持和服務。

　　記者：那麼，如何化解缺乏金融支持和服務這一長期制約發展的因素？

　　林毅夫：保証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應成為當前金融體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其中最適合於中小企業的融資方式是以中小銀行為中介的間接融資。而這正是我國金融體系中最為欠缺的一塊。這種格局不改變，中小企業的金融需求就很難得到滿足，發展就有障礙，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不會順暢，轉移的速度就會減緩。

　　如何幫助、鼓勵和支持回鄉農民創業也應成為政府重點考慮的政策內容。稅賦、費用等政策限制不消除，縣域經濟的發展就會有障礙

　　記者：是否也應鼓勵農民返鄉創業，發展縣域經濟？

　　林毅夫：確實。如何幫助、鼓勵和支持回鄉農民創業也應成為政府重點考慮的政策內容。諸如，目前實行的不論工商業規模大小一律收取同樣稅賦、所有工商業者必須注冊登記並每年交納各種工商費用等措施都是抑制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障礙。同時，目前中央、省及縣鄉之間增值稅和所得稅的劃分留成體制也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發展工商業的積極性。這些政策限制不消除，縣域經濟的發展就會有障礙。

　　記者：看得出來，新一屆政府特別強調城鄉統籌發展。哪些政策還可以進一步促進農村非農產業的大規模發展，直接影響農民收入的增長？

　　林毅夫：政府應該創造有利於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政策環境：首先，要大力發展能夠多創造就業機會的中小企業﹔其次，要消除目前大中城市關於農民工就業的各種政策限制﹔其三，流出地政府與流入地政府應該密切合作，協助農民克服外出就業的困難﹔最后，要解決進城農民的戶籍問題，現有的戶籍制度使進城農民不能享有和市民同等的就業和子女教育權利。政府應在總結各地經驗的基礎上，早日變革現行戶籍制，使進城農民權益得到保障，安居樂業。

　　記者：農民素質問題也是很關鍵的因素。九年制義務教育似乎並不完全能解決問題。國家出台的農民工培訓計劃倒令人振奮。

　　林毅夫：那當然。提高農民素質的當務之急在於確保完成義務教育，再則就是要發展農村職業教育。目前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主要來自農村稅費，不足之數由上級政府撥款補助。這幾年各地不時有挪用教育經費、拖欠中小學教師工資的事件發生。為此，我建議農村義務教育中的教師工資全部由中央政府財政撥款支付，至少在中西部低收入省份的農村地區率先實行﹔並擴大對流動人口職業培訓的公共財政支出，以降低農村人口流動就業的成本﹔採取更為開放的政策和措施，鼓勵私人或非國有機構投資目前分布極其廣泛的農業中專學校、農村職業高中，以對流動就業的青年農民進行職業技術培訓。

　　要處理好農民進城與保護和提高糧食生產能力的關系﹔同時進一步深化地方財政、人事體制改革，真正落實收支兩條線的政策

　　記者：糧食安全問題也不容忽視。如何處理農民進城與保護和提高糧食生產能力的關系？

　　林毅夫：二者並不矛盾。要穩定家庭承包責任制，改革和完善土地流轉制度，把增加農民收入和發展糧食生產緊密結合，通過優化糧食品種和區域結構，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種糧的質量和效益，發展糧食轉化和深度加工，讓廣大農民從發展糧食產業中增加收入。堅持這一方向，進城農民就可以將土地出租，獲得進城就業的資金﹔萬一失掉城市工作，還可以返鄉務農，這樣既有利於農村、農業發展，農民收入增加，又有利於社會穩定。

　　記者：開源還要節流﹔增收離不開減負。有一種現象，越發達的地區，農民負擔反而越輕﹔欠發達地區的農民負擔卻相對要重，越貧困的農戶負擔反而越重。

　　林毅夫：確實如此，這和現行的財稅和人事體制有關，目前許多縣級和縣級以下政府部門的人員工資和行政開支依靠該單位的收費和罰款來維持。雖然這些單位必須將所收的費和罰款上繳到財政，但是並未真正做到收支兩條線，上繳的罰款絕大多數返還給這些單位。在許多落后地區，當經濟發展比較差時，進入政府部門，即使是成為編外人員，也是許多人的最佳選擇。最近幾年，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縣鄉政府編外人員在越窮的地方擴張得越快。這種擴張帶來兩個不利的后果：一是，這些地方發展經濟的條件本來就差，而地方政府的收費和罰款越多，企業經營的環境就越差，經濟發展就越不好，陷入到一種惡性循環﹔二是，擴大編外人員成為某些地方官員尋賄受賄的一種手段，敗壞了社會風氣。為了減輕欠發達地區的農民負擔，應該按照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議，進一步深化地方財政、人事體制改革，真正落實收支兩條線的政策。而且，各個單位不准自行決定和擴大編外人員。

　　記者：請談談您對農民增收的預期？

　　林毅夫：今年上半年由於非典的影響，農村外出勞動力有不少回流，減少了農民的收入，但下半年糧食漲價，農民的收入相應有所增長。總的來說，今年農民收入增長的幅度大約可以維持在去年的水平。從長期來說，隻要農村勞動力能夠較快地向非農產業轉移，並且建立起全國統一的農產品大市場，農業的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能夠不斷按比較優勢來調整，那麼，農民收入就會有較快速的增長，城鄉差距將會不斷縮小，東、中、西部也就會協調發展。

　　林毅夫小傳

　　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政協委員。台灣政治大學工商管理碩士（1978年）、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1982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1986年）﹔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農業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

　　《人民日報》 2003年11月27日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