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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英語：Neoliberalism）是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復甦形式，自從1970年代以來在國際的經濟政策上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在國際的用詞上，新自由主義指的是一種政治—經濟哲學，反對國家對於國內經濟的干預。新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市場的機制，主張減少對於商業行為和財產權的管制。在國外政策上，新自由主義支持利用經濟、外交壓力或是軍事介入等政治手段來打通外國市場。打通市場意味着自由貿易和國際性的勞動分工。新自由主義支持透過國際組織和條約（如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對他國施加多邊的政治壓力。新自由主義支持私有化，反對由國家主導的直接干預和生產（如凱恩斯主義）。為了增進公司的效率，新自由主義強烈反對最低工資等勞工政策、以及勞工集體談判的權利。新自由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環境保護主義、以及公平貿易，認為這會妨礙民主的制度。

在美國，新自由主義一詞通常也與自由貿易和社會福利改革等立場相連結，但並沒有反對凱恩斯主義或環境保護主義。舉例而言，經濟學家布拉德福德·德隆（J. Bradford DeLong）便是知名的新自由主義辯護者，但他也是一個凱恩斯主義者，也支持收入的重新分配，同時他也大力批評布殊政府的執政。在國際的用詞上，美國總統朗奴·列根和共和黨，以及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保守黨常被視為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擁護者。

在中文譯名裡，Neoliberalism和New Liberalism（亦即社會自由主義）都被翻譯為「新自由主義」，儘管在美國這兩個用詞也常被混淆，然而兩者並非相同的意識形態。社會自由主義通常是與社會民主主義等構成第三種道路的相關。這兩詞的重疊無論在美國或中文世界裏都造成極大的混淆。


「新自由主義」一詞原本是用以形容一些強調遠離國家控制或保護的經濟運動—尤其是從19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一詞並非這些運動的單一稱呼，許多支持者只簡單地自稱為「自由主義」，而批評者（以及一些支持者）則將其貼上戴卓爾主義（英國）、列根經濟學（美國）、經濟理性主義（澳大利亞）、羅傑經濟（紐西蘭）、中曾根主義（日本）或曼莫經濟（印度）。由於新自由主義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緊密關係，再加上常引發混淆的「自由主義」一詞，一些人主張應該將新自由主義改稱為「新古典主義哲學」。

在最極端的形式上，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根基於未經管制的貿易和市場的經濟意識形態，以及在冷戰結束後、或全球化所提供的商業擴展上，主張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不受限制的資本流動，認為這樣將能創造出最大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利益。這種形式的新自由主義主張將政府的開支、稅賦最小化，同時也將政府的管制最小化，並將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最小化。他們主張自由市場的力量將能自然地在許多領域創造出最高的價值。在西方國家，新自由主義主張福利國家制度應該被撤銷或民營化。這種形式的新自由主義以全球化來運用全世界的資源：廉價的勞工、原料、市場—儘可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來運作，並且要讓更多的市場開放讓已開發國家參與。

不過，新自由主義能被套用至相當廣泛的層面，這些層面並非都與保守政黨相連結。這些層面包括了撤銷政府管制、從企業福利制度轉向私營的福利制度、從布雷頓森林協定的低貿易量轉移至高貿易量的貨幣流通環境，利用相對優勢來增加國內生產總值和工資中位數（median wages）。新自由主義還主張，開發中國家之所以產生腐敗問題的原因正是因為國家對於市場機制的干涉和管制。例如補助價格、設定工資等等。

新自由主義在國際政策上的主要競爭對手是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認為人民、國家、以及公司的本質是良善的。相反的新現實主義認為人民和國家都只是依照其自身的利益行動，並且認為一國只有在對其自身有利的情況下才會與他國合作。新自由主義堅持絕對增益（absolute gain）的理念也顯示他們比新現實主義者更加樂觀。相較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比較能接受國與國之間收益不均的合作行為。

一些人批評新自由主義只是由上層階級所施加的自由市場，宣稱新自由主義藉由大型的國際金融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以及一些強大的國家如歐盟和美國政府，最終將提升跨國公司的利益。由於這些政府的贊成新自由主義，許多批評者認為這些政策是已開發國家和商業公司對於其他國家的剝削。批評者認為這些制度並沒有促長當地的發展，而只是確保了已開發國家對他們的支配地位優勢罷了（參見華盛頓共識、社團主義），批評者也認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給予跨國公司超越當地民選政府的權力，因為公司能夠運用他們撤離資本的能力（也因此影響工作機會和經濟）來作為影響政治的手段。

新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則會反駁道：資本流動的自由是高效率的市場所不可或缺的。他們指出許多針對1970年代經濟動亂和衝擊的研究，並主張自由市場能更為穩定地應付這種衝擊、產生更高的經濟成長、更多的資本回報，也因此會有更多投資和發展。他們主張將其他國家的經濟與已開發國家相連結將能促成全球的穩定，也因此能創造出更多民主的政府。

與名稱相反的是，許多自稱為「自由派」的個人（尤其是在美國）往往反對新自由主義，因為其實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在十九世紀歐州已顯露許多缺失，許多歐洲窮人受限於沒錢受教育和沒人脈資源難以在祖國競爭生存，只得移民海外殖民地與原住民搶資源，並沒有能在祖國自由發展，歐洲外移人口多過移入人口的現象直到二十世紀中期才結束[來源請求]。新自由主義與約翰·杜威、伍德羅·韋爾遜、凱恩斯、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等人所創造出的社會自由主義並不相同。凱恩斯認為若讓市場自己調整脫離經濟蕭條，那可能要花很久的時間，所以長期來看，今日因經濟蕭條受苦受難的大眾早就死了，等不到經濟好轉的好處。

「新自由主義」經常被反全球化人士和左翼人士作為一種貶抑詞，所指的並非一種經濟理論，而是對於全球資本主義的實行、和跨國公司的權力，以及自由貿易對於工資和社會結構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编辑] 歷史

歷史上的「第一波全球化」指的是20世紀初期前貿易自由化和自由放任的經濟趨勢，但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金本位的終結、與經濟大蕭條而告終。而新自由主義在當代則與「第二波全球化」相連結，第二波全球化的種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種下的。在1915年至1960年代之間，各種中央集權形式的自由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主導了許多國家的經濟和社會政策。

在布雷頓森林協定使得國際貨幣漸趨穩定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根基開始重新建立。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運動，新自由主義根基於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Alexander Mundell）和阿瑟·弗萊明（Arthur Flemming）的著作上，逐漸普及發展。在同時期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一些理論家如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米爾頓·佛利民創建了一個鼓吹自由市場的智庫——朝聖山學社。他們將理論根基於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和貨幣主義。新自由主義認為貿易保護主義和政府主導的計劃在經濟上是毫無效率的，開發中國家應該開放他們的市場讓其他國家參與，並專注於出口上。新自由主義也強調要終結國營的公司，並且減少對於商業行為的阻撓。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在一連串的貿易談判後得已實現，構成了對於關稅和貿易的一般共識，以及區域性的自由貿易協議如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協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一直相當緩慢，直到1970年代才開始更快速的增長，不過新自由主義也非都是透過和平的方式。一個經常被舉出新自由主義的成功例子是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皮諾切特是透過暴力推翻了民選的薩爾瓦多·阿連德才掌權的。阿連德政府採用激進的左翼政策，被人稱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在皮諾切特上台後，他起用了一批受到米爾頓·佛利民影響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迅速轉向自由市場的政策，大量民營化國有的資產。這些政策後來被布雷頓森林協定所模仿，在許多貧窮國家運行，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國家。
這一波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在美國的列根和英國的戴卓爾時期達到最高潮，列根和戴卓爾政府不只將他們國家的政策轉向自由放任的一邊，同時也運用布雷頓森林的協定向全世界其他國家施加他們的政策。也因此，一些人視新自由主義為「華盛頓共識」的同義詞，華盛頓共識本身便是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主要政治觀點。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一句格言是（如同戴卓爾所說的）：除了通往全球化資本主義外「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存在。

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也被傳統上位居中間偏右的政黨所採納，美國的民主黨在1990年代大幅採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總統比爾·克林頓也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並將自由貿易作為他的經濟政策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提倡科技知識產權以作為美國減少貿易逆差的方式。一些中間偏左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貿易保護主義與左翼右翼無關，而是和「不對稱」的問題有關。許多第三種道路的政黨—包括英國的工黨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都採納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這些延續了1980年代政策的政府主張他們可以運用這樣的方式來達成更大的社會利益，並且利用經濟綑綁的方式來使那些剛脫離共產制度的歐洲國家能更快融入世界經濟的行列。

對於新自由主義—無論是其理論或實踐的批評者為數眾多。尤其是在那些資產被外國人大量收購、同時國內政治和經濟制度又被貿易和資本快速流動所侵蝕的開發中國家。即使是在新自由主義內部也存在爭議，一些人批評許多已開發國家在要求其他國家開放市場的同時，卻依然對其國內的農業市場實行保護政策。

反全球化運動是新自由主義最明顯的對手，尤其是批評其「資本自由流動」但卻不允許勞工自由流動的制度上。他們認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慫恿一種「越競爭越惡劣」的情況，因為資本的流動造成環境和勞工水準的大幅降低，而且只不過是現代版的「向鄰居乞討」的帝國主義。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新自由主義政策可能造成「道德危害」：政府和國際的金融組織必須協助拯救開發中國家和其債權人，因為他們已經大到無法倒閉的地步了。而這又進一步鼓勵了投機行為和伴隨而來的風險。他們指出一連串國家如墨西哥、俄羅斯、東歐、東亞和阿根廷的貨幣價值侵蝕，顯示出政府允許投機行為而卻沒有足夠的懲罰或管制機制將會造成極大的危害。

[编辑] 理論

如同柏克萊加州大學的經濟歷史學教授、同時也是新自由主義支持者的布拉德福德·德隆所描述的，新自由主義有兩個主要的原則：
「第一，在產業核心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之間的緊密聯繫，而這種發展模型是那些貧窮國家在快速邁向繁榮的途中所不可或缺的（因此所有國際貿易的障礙應該儘可能的徹底移除）。第二，政府缺乏運作大型產業和商業公司的能力。因此，除了收入的重新分配、公共建設、司法的執行、和一些其他領域之外，政府規模應該被減縮並民營化。」
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者認為，這兩個原則代表了「涓滴效應」的一部分，在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下，經濟的成長和科技的進步也造福了貧窮國家和其人民，即使這種過程是由跨國公司、富裕國家的精英、和富裕國家控制的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所主導亦然。批評者也宣稱這些理論與實際的情況互相矛盾。而新自由主義的辯護者則主張「發展即為自由」，更多的經濟成長、專業化、和機會的產生使得個人能夠達成更多在僵硬的貿易保護制度裡所無法達成的目標。

新自由主義的概念在經濟學界逐漸普及，不只是因為政治權力平衡的改變（如同以上述及的），也是因為許多經濟學家發現到在二戰後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策略並沒有發揮其原先假定的效用。尤其是那些為了實行大量公共計劃而債台高築的左翼貧窮國家。新自由主義也是因為民粹主義和現代自由主義政策的失敗而崛起。

新自由主義認為，許多東亞國家或地區（如臺灣、韓國、新加坡）以出口為主、由國家主導的經濟政策的失敗，以及計劃經濟或「共產主義」的失敗，都說明了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需求。唯一的例外是中國，中國是對經濟實行中央計劃最為密集的國家之一，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初期都經歷劇烈變動。近年來，一些人批評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發展為裙帶資本主義—封閉的市場、由國家操控貨幣和股票的價格，並對進口施加大量限制，這些也影響了中國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

如同以上述及的，新自由主義的原則也被稱為「華盛頓共識」— 一套替拉丁美洲國家量身打造的政策。如同布拉德福德·德隆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定義，華盛頓共識也規定國家必須保持穩定的外匯率和政府的預算平衡。

一些人主張新自由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及古典自由主義是相同的，但事實上兩種哲學卻存在一些差異。雖然在經濟理論上兩者都提倡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但新自由主義也有其在國際關係上的理論（新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支持以國際性的制度和一定程度的全球政府來作為國際談判和管理國際協議的手段。新自由主義認為更多的經濟和政治獨立能使國家更快速發展，同時也能減低國際間的緊繃、或至少能減低國家利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的情況。相較之下，自由意志主義則反對全球政府的主張，也反對由國家綑綁個人的外交談判協議。

許多新自由主義者也接受充分就業和理性預期等宏觀經濟學理論，亦即現代的新古典主義和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其他人則依靠於國際貨幣基金和其他國際金融組織的機制來解決世界性的經濟問題。

[编辑] 實踐

新自由主義在實踐上的變化相當廣泛。一些人認為管制的透明度、發展、和統一是最重要的目標，一些人則認為解除國家管制才是主要目標。許多新自由主義者也批評這些理論被實踐時採取的方式。一些人則指責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介入。其他一些人則歸罪1980年代開始的「休克療法」造成大量的經濟破壞，認為瞬間的市場化—例如俄羅斯在蘇聯瓦解後所採取的政策，導致了中央化而腐敗的經濟寡頭政治，而這些正是新自由主義所反對的（不過辯護者也指出愛沙尼亞和波蘭的快速改革的成功，以及改革較慢的國家如摩爾達維亞和蘇聯的逐漸改善）。

新自由主義的實踐也有失敗的例子，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宣稱國際貨幣基金迫使許多並不適當的國家接受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的政策，造成許多悲劇性結果（例如亞洲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也被民粹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反資本主義者批評，他們認為無限制的市場力量最終將無可避免地擴大財富的不平等，也因此會導致權力的不平等。[1][2][3]

[编辑] 誰是新自由主義？

如同許多政治用詞，新自由主義一詞被以各種不同的方法用以稱呼不同的團體、不同的個人，因此這一詞可以用許多不同的方式加以分類。最為侷限的定義是「自由放任、由資本主義主導、私營化和貿易機制」，在這種特定的形式下，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商業保守主義政策，要求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執行嚴厲的預算紀律、預算的平衡、和貿易的流動。在這種定義下，突出的新自由主義者包括了朗奴·列根、瑪格利特·戴卓爾和阿倫·格林斯潘[4]。

在更廣泛的定義上，新自由主義指的是那些會贊同布拉德福德·德隆所提出的理論的人，亦即任何主張限制政府提供公共利益的人、主張全球化自由貿易的人都是新自由主義者。在這樣的定義下，約瑟夫·史迪格里茲和阿馬蒂亞·庫馬爾·森也是「新自由主義者」—儘管他們都被那些在更侷限定義裡的新自由主義者所高度批評。

這兩者的差異可以從史迪格里茲對於華盛頓共識的批評裡看出：亦即，雖然全球化和全球貿易是好的，但它們在實踐上已被引導至會造成貧窮國家更為貧窮的方法上。他也指出農業的補貼和貿易壁壘，以糖為例，他舉出糖在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之間進出口的價格差異，以及以「熱錢」作為外國投資工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對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義者而言，未經許可就對農業進行補貼是錯誤的，這些都與自由放任的政策相違背。

最顯著的新自由主義者之一是記者湯馬斯·佛里曼，他在紐約時報的專欄長期以來一直提倡自由的全球貿易，同時也批評對於農業的補貼以及反全球化的運動。這些觀點也呈現在他所著的《世界是平的》一書裡。

[编辑] 對新自由主義的不同定義
結合國內自由市場、並以政治手段強迫打通國外市場的政府政策
一種將市場視為是人類道德、而與生產效率無關的哲學
完全由個體經濟學來支配經濟，排斥宏觀經濟學及其附屬概念—如國家和社會的益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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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經濟學（英語：Keynesian economics），或凱恩斯主義（英語：Keynesianism），凱恩斯理論（英語：Keynesian theory），是根據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1936）的思想基礎上的經濟理論，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

經濟學主題首頁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認為，宏觀的經濟趨向會制約個人的特定行為。18世紀晚期以來的「政治經濟學」或者「經濟學」建立在不斷發展生產從而增加經濟產出，而凱恩斯則認為對商品總需求的減少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發，他認為維持整體經濟活動數據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觀上平衡供給和需求。因此，凱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凱恩斯理論基礎上的經濟學理論被稱為宏觀經濟學，以與注重研究個人行為的微觀經濟學相區別。

凱恩斯經濟理論的主要結論是經濟中不存在生產和就業向完全就業方向發展的強大的自動機制。這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所謂的薩依定律相對，後者認為價格和利息率的自動調整會趨向於創造完全就業。試圖將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聯繫起來的努力成了凱恩斯《通論》以後經濟學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領域，一方面微觀經濟學家試圖找到他們思想的宏觀表達，另一方面，例如貨幣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試圖為凱恩斯經濟理論找到紮實的微觀基礎。二戰以後，這一趨勢發展成為新古典主義綜合。


歷史背景

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假設和理論中的問題日益明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是較早察覺到這些問題的思想家之一。當物理學開始質疑絕對時間的必要性，作家們開始質疑敘事結構，作曲家開始質疑調性的和諧是否必須的時候，凱恩斯開始質疑當時經濟學上的兩大支柱：首先是貨幣是否必須要有一個牢固的基礎，一般用的是金本位，其次就是薩依定律所認定的，如果需求減少，則供給或者價格也會相應減少，從而重新達到平衡。

凱恩斯自己與倫敦的布盧姆茨伯里區有着緊密的聯繫，而且陶醉於改變人們思想的氛圍。正是這一經歷和凡爾賽條約的簽訂使他最終決定與傳統理論決裂。1920年他寫出了《和平的經濟後果》這篇文章，文中他不光闡述了他認為的凡爾賽條約的整體經濟後果，而且確立了他作為一個有可以影響國家決策的實際從政經驗的經濟學家的地位。

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國家權力和整體經濟趨勢的效果的文章，發展了貨幣政策不僅僅是一個固定的參照物的理論，他越來越相信經濟系統不會自動地沿着一個曲線即經濟學叫所謂的生產可能性曲線前進。可是他既沒有找到證據，也沒有找到一個形式來表達這些思想。

30年代晚期，全球化的經濟系統開始衝擊英國——當時居於中心地位的國家。為了利用競爭優勢，英國按照自由貿易政策，從其它地方進口食品和其他低價值商品，並用節約出來的勞動製造高價值的商品用於出口。這一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的應用使英國達到了帝國的顛峰，並控制了包括印度、埃及和廣闊的殖民地以及其經濟和軍事上不同英國的盟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隨着德國經濟的崩潰和超通貨膨脹的來臨以及後來被稱為大蕭條的全球生產衰退的到來，對金本位，經濟自動調整的特性以及以生產帶動經濟的模式的批評開始浮出水面。數十個不同的學派爭奇鬥豔。凱恩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傳播着一個簡單的觀點：大蕭條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三十年代的時候在生產和投資領域有一股投機的風潮——當時的工廠和運輸網絡遠遠超出了當時個人的支付能力。對「需求不足」的重視和他創造的允許政府能夠調控經濟中的關鍵組成部分的形式使當時的眾多年輕經濟學家接受他的理論和方法。

也有眾多的經濟學家反對他的理論，認為導致蕭條的根源不是需求的缺乏，而是對商業的信心；所以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削減政府開支，從而恢復對重返金本位的信心。

凱恩斯的理論

凱恩斯認為生產和就業的水平決定於總需求的水平。總需求是整個經濟系統裡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的總量。在微觀經濟理論中，價格、工資和利息率的自動調整會自動地使總需求趨向於充分就業的水平。凱恩斯指出當時生產和就業情況迅速惡化的現實，指出理論說得再好，事實上這個自動調節機制沒有起作用。問題的關鍵在於「需求不足」是否存在。根據古典主義經濟理論——《通論》以前實踐中常用的說法——需求不足只是衰退和經濟混亂的癥狀而不是原因，因而在一個正常運行的市場中是不會出現的。

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在一個經濟體系中達到充分就業的關鍵是兩點：一是供給和需求的相互作用決定商品的價格，價格的不斷變動反過來導致供給和需求的平衡；二是這個系統創造的新的財富可能會被保存起來用於將來消費或者用於投資將來的生產，同樣有一個供求機制決定着這個選擇。存款的利息率遵循同價格一樣的機制，即它是貨幣的價格。

即使是在「大蕭條」最嚴重的年份，這一理論仍然把經濟的崩潰解釋為缺乏有力的刺激生產的機制。所以合適的辦法是將勞動的薪資價格降低到維持生存的水平，導致勞動價格下降，從而購買力（就業率）就會回升。沒有作為工資付出的資金將會轉化為投資，也許是在其它的新產業。關閉工廠和解僱工人也是必須採取的辦法。其它關鍵的政策措施就是平衡國家預算，可以通過增加稅率達成或者通過削減財政支出。

批評
著作：凱恩斯主義的弊端(Henry Hazlitt)
20世紀後期開始諸多國家爆發的經濟危機顯示；凱恩斯的理論有過於簡化和低估的因素，形成理論的漏洞：

1) 勞工薪水降低或是停滯，多餘的錢落入資本家口袋中後並沒有創造更多就業，因為更多「投資」不代表更多「就業」，投資可能是投機性的金融遊戲或是房地產的炒作，也有可能是害怕虧損而靜態放置在低利率標的上的資金，這些都不會產生工作機會。

2)就算投資實業的資本家也可能創不出太多就業，因為很多新興行業是走精兵政策而不需要勞動大軍，例如一億美金開設的紡織廠需要5千名員工；但同樣一億美金開設的軟件公司可能只要1百名員工。最後導致總就業率並無上升，大量中產人口落入無工作的赤貧同時帶動了少量中產人口上升至富豪，社會財富結構開始逐漸扭曲。

3) 忽略結構性失業的殺傷力，在分工越精密的先進社會，「隔行如隔山」的效應會不斷極大化，不像早期工業時代製鞋廠被開除的員工可以輕易流動至火柴廠上工，因為越原始的工業越不依賴需要長期訓練的專業能力，現今社會中被開除的軟件工程師無法去金融業找工作，反之亦然，因為需要的學歷和專業力已經不是公司老闆開一週訓練班就能培養的，有心學習新技能的員工也必須付出數年的時間重回學校，期間要背負長期無收入的壓力和學費壓力，這形成了一種無形壁壘加大了結構性失業的嚴重度。

4) 誤認為「總需求」可以無限制提升，凱恩斯並沒有提出當有一天總需求停滯時將怎麼處理，理論假設人會一直有新項目的需求產生而生出更多新產業的新工作機會，但是隨着科技進步和機械自動化，滿足同樣需求所需僱用的勞工數量日少，例如1950年每月要生產一萬輛汽車可能需要3千名員工，到了2010年因為大量電腦化機械化，只要2百人就能操作一間同產量工廠。所以產生新產業新需求的速度必須加快才能彌補缺額，然而大量低薪或失業的人由於沒有錢消費會導致總需求的下降或無法表現，從而抑制新產業工作的出現，開始掉入惡性循環或停滯性循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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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蕭條

大蕭條（英語：Great Depression），是指1929年至1933年之間全球性的經濟大衰退。

大蕭條的影響比歷史上任何一次經濟衰退都要來得深遠。這次經濟蕭條是以農產品價格下跌為起點：首先發生在木材的價格上（1928年）；但更大的災難是在1929年到來，加拿大小麥的過量生產，美國強迫壓低所有農產品產地基本穀物的價格。不管是歐洲、美洲還是澳洲，農業衰退由於金融的大崩潰而進一步惡化，尤其在美國，一股投機熱導致大量資金從歐洲抽回，隨後在1929年10月發生了令人恐慌的華爾街股市暴跌。1931年法國銀行家收回了給奧地利銀行的貸款，但這並不足以償還債務。這場災難使中歐和東歐許多國家的制度破產了：它導致了德國銀行家為了自保，而延期償還外債，進而也危及到了在德國有很大投資的英國銀行家。資本的短缺，在所有的工業化國家中，都帶來了出口和國內消費的銳減：沒有市場必然使工廠關閉，貨物越少，貨物運輸也就越少，這必然會危害船運業和造船業。在所有國家中，經濟衰退的後果是大規模失業：美國1370萬，德國560萬，英國280萬（1932年的最大數據）。大蕭條對拉丁美洲也有重大影響，使得在一個幾乎被歐美銀行家和商人企業家完全支配的地區失去了外資和商品出口。

原因

關於大蕭條的成因一直眾說紛紜。最早解釋到這一點的是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他認為市場對商品總需求的減少，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因而提出由政府採取擴張性財政策略來刺激需求，從而帶旺經濟。這一點成為了五、六、七十年代時人們普遍的看法。

但也有一些人提出不同的觀點。現任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伯南克認為是因當時美國興起了消費借貸所致。持續性的借款終使美國人個人債務日增，而所造成的消費熱潮也就在大蕭條時期結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則認為是當時美國政府在大蕭條前對經濟做了很多管制所致，尤其是對銀行的管制，使銀行無法對貨幣需求做出反應，在通貨緊縮下導致大蕭條。

經過
1920年代被稱為「新時代」，財富和機會似乎向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勝的美國人敞開了自己吝嗇的大門。整個社會對新技術和新生活方式趨之若鶩，「炫耀性消費」成為時代潮流。胡佛總統也認為，「我們正在取得對貧困戰爭決定性的前夜，貧民窟將從美國消失」。

1929年10月29日，美國迎來了它的黑色星期二。這一天，美國金融界崩潰了，股票一夜之間從頂巔跌入深淵，價格下跌之快連股票行情自動顯示器都跟不上。從1929年10月29日到11月13日短短的兩個星期內，共有300億美元的財富消失，相當於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總開支。但美國股票市場崩潰不過是一場災難深重的經濟危機爆發的火山口。

當時紐約流行一首兒歌：「梅隆拉響汽笛，胡佛敲起鐘。華爾街發出信號，美國往地獄裏衝！」（Mellon pulled the whistle, Hoover rang the bell, Wall Street gave the signal and the country went to hell）隨着股票市場的崩潰，美國經濟隨即全面陷入毀滅性的災難之中，可怕的連鎖反應很快發生：瘋狂擠兌、銀行倒閉、工廠關門、工人失業、貧困來臨、有組織的抵抗、內戰邊緣。農業資本家和大農場主大量銷毀「過剩」的產品，用小麥和玉米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進密西西比河，使這條河變成「銀河」（Milky Way）。城市中的無家可歸者用木板、舊鐵皮、油布甚至牛皮紙搭起了簡陋的棲身之所，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稱為「胡佛村」。流浪漢的要飯袋被叫做「胡佛袋」，由於無力購買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動的汽車叫做「胡佛車」，甚至露宿街頭長椅上的流浪漢上蓋著的報紙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頭上的蘋果小販則成了大蕭條時期最為人熟知的象徵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經營流動水果攤討生活的人中，有許多從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銀行家。

股票市場的大崩潰導致了持續四年的經濟大蕭條，這次經濟危機很快從美國蔓延到其他工業國家。對千百萬人而言，生活成為吃、穿、住的掙扎。各國為維護本國利益，加強了貿易保護的措施和手段，進一步加劇惡化世界經濟形勢，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個重要根源。

大蕭條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大蕭條期間約有200－400萬中學生中途輟學；許多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自殺；社會治安日益惡化。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失業。在美國，失業人口總數達到了830萬，在美國各城市，排隊領救濟食品的窮人長達幾個街區）英國則有500-700萬人失業，不得不排著更長的隊伍等候在勞務交易市場內。

經歷了大蕭條的人們在思想上發生了轉變。工人從20年代的麻木狀態中清醒過來，發動了富有戰鬥性的罷工。自由主義者被蘇聯的繁榮吸引，成了馬克思主義者。而保守主義者由於懼怕布爾什維克主義，日益轉向法西斯主義。

影響

大蕭條的普遍影響導致了：
1.提高政府對經濟的政策參與性，如露絲福新政時期實行的一些經濟政策及建立的一些監管機構。
2.以關稅的形式強化了經濟的民族主義。
3.激起了作為共產主義替代物的浪漫-極權主義政治運動（如德國納粹）。大蕭條相對於其他單一原因來說是最能夠解釋為什麼在1932年到1938年之間歐洲大陸和拉丁美洲各國政治逐漸右翼化。
4.獨裁者的崛起（如希特拉、墨索里尼），極權統治的盛行，間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Dalvm

同你講段故：唔反對資本主義，係無得搞掂地產霸權

文：cham

反地產霸權，現在誰也會說了。李嘉誠，是如此的惹人討厭；樓價高企，大家租樓供樓的都苦不堪言；領匯又逼走小商戶，搞得百物騰貴。這麼多的焦慮與怨恨需要發洩，自然通通聚焦在地產霸權上了。

但話說回來，有兩個問題還是要問的：第一，地產霸權是怎樣出現的；第二，怎樣可以剷除，或是消減地產霸權？

地產霸權是資本霸權的一種形態
在嘗試回答這兩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清楚地產霸權的基本形態。講到尾，其實就是好一班地產商，他們的規模太大了，壟斷了土地房屋與商舖。再加上外來資金——尤其是國內的——又炒炒下，那樓價又怎能不貴。

這裡有幾個關鍵詞：規模太大、壟斷、外來資金、炒。

先說「規模太大」，與「壟斷」。其實地產商又好，超市又好，銀行又好，這些企業越大就越麻煩。說超市就最易理解：百佳夠大，就可以透過其規模玩死那些士多仔，跟住就可以賣得貴，我們也沒甚麼辦法。地產也差不多——正如我們不能自己生產即食麵，所以硬要挨他們的貴貨；所以我們買不了地起不了樓，於是又惟有硬食了。所謂地產霸權，不過是在不同的企業中，以地產業為主的資本主導了香港經濟，他們不單是大，而且是最大。

有得買賣，就會炒
再說「外來資金」與「炒」。其實也是很常識的，沒甚麼好說。別的地方的老細有錢，喜歡來香港買樓；而所謂炒，不過就是低買高賣來獲取利潤。多人買，多人覺得樓價不跌，與是就炒得起，所以也就他媽的貴。在這個時代，不要說樓了，就連食物也可以炒。糧食漲價，這個就是原凶了。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種說法可能太過兒嬉。我也可以換個說法：無論是甚麼類型的資本，金融、工業抑或地產資本，都會趨向積聚與集中，壟斷是一種自然發展；資本亦必然會流向容易獲利的地方以作累積；物件本身的使用價值是沒意思的，對資本來說真正重要的是交換價值，不斷的低買高賣就是其中一種資本累積的方式……這大概都是基本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資本論第一卷都可以找到。

理論就在我們身處的常識中
我也不否認理論的說法比較確切，但回轉到所謂較日常的表述，為的不是所謂貼近群眾，而是要指出這些道理是多麼的常識。因為這是我們的經濟制度的必然結果。當然，要去考慮其中的仔細歷史也是需要的，比方說工業資本為甚麼不能興起，地產資本會獨大，其與金融資本的共生，在殖民時期中英的關係如何影響其中的運作……這些問題當然需要處理，也算不上是甚麼旁枝末節——但這些都不影響以上那種如常識的論斷。

政府監管？
那麼讓我們回到第二個，也是最重要問題——怎樣可以打撃地產霸權？最客易的說法也就是叫政府管制。例如民主黨現在要求政府興建居屋讓市民置業（雖然不知道這怎樣可以打撃地產霸權，也不知道興建與市價緊扣的居屋如何打撃樓價）。看似挑通眼眉的，就會說大地產商與政府本來就是坐埋一條船，所以就要增取雙普選，以打破這種官商勾結。

民選政府，一樣霸權
這就是不少香港政黨的想法，想像只要透過民選政府作一個萬能監察，就大事可成。但反觀舉世民選政府，就知道這是多可笑的說法。看美國，人家不是地產資本獨大，卻是金融資本獨大，於是就搞了個金融海嘯出來；這個問題席捲歐州，於是一大堆國家也給合眾國玩死。要解決債務問題，怎麼也說應該由有錢人分擔多些吧？結果那些民主議會還是決定執行緊縮政策，實行大減公共開支，甚麼教育醫療統統給我cut cut cut，苦了的最後還是貧苦大眾。看看希臘，看看西班牙，還有我們的老祖宗英國，打工仔們都已經火滾到快要爆煲了，又是佔領廣場，又是罷工的。這些國家不都是有雙普選了很多年吧？為甚麼還會這樣呢？
資本主義經濟的自主邏輯
耶穌有句名言，叫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簡單來說就是不想得罪羅馬政府，但又要保存自己信仰的領域。經濟買賣，是有它自己一套的，不是說想怎麼管就怎麼管。除非你打算將所有東西連根拔起，不然它自有反撲。例如說，選了個民選政府出來，然後大量興建公屋，還立法禁止炒賣樓宇。這個好像很理想吧？但這樣一來外資不流走也就真是豬了，樓價一定會狂跌。到時香港的經濟到底怎麼辦？稅收怎麼辦？失業的人又吃甚麼？

資本的操控
不過，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太難了。上帝的大概是歸上帝，但要說凱撒不受影響就真的太幼稚。其實還是回歸到某種阿媽係女人的說法。政黨也是需要水喉的，政客也是需要水喉的。所以多錢的人話事權還是比較大。在所謂沒法治的地方，那叫貪污；有法可依的則叫政治捐款，或是政治遊說。報紙也好，電台也好，電視也好，通通都是有老細的。所以，民選議會或許可以通過一些小問題以粉飾太平，但要從根本影響大老細們的利益是荒謬的。這些就是為甚麼歐洲那些國家會通過那些不利民眾的政策——這麼大的債務，難道要由有錢人負擔嗎？不要說笑了！

惟一殺著與最後大佬
所以，知不知道為甚麼那些歐洲人要走上街，或是乾脆罷工？因為這樣才能夠嘗試打破僵局：個局是怎樣其實挺清楚的了，經濟方面老細們自己話晒事，選舉方面則看似給我們玩，但其實玩不出甚麼。只有真正走出來，直接阻礙社會運作，才是老細們最怕的做法。當然，這個也不過是開步走。一天我們承認他們可以有好多錢，只是他們才可以買地起樓，那個甚麼地產霸權都無得根治。

起碼唔好比人呃
當然了，那些雙普選或是起公屋，我們還是統統都要。治標唔治本都是要先治著；而上街罷工就更不能少，正所謂沒有抗爭那有改變，這些諺語級的說法無人不曉，永遠的問題只在我們不夠認真對待。不過，到最後要打敗那個稱作資本主義的大佬，雖則大概不是近期的事，但最少要認清問題的根源，不要給某些不知所謂的政黨騙了。

結語：或遲或早
就如打機一樣，你行到某個位你還是要逼著和敵人對決。狂風不終朝，樓價不會永遠高企，只要大陸房地產一崩潰，國內老細肯定沽爆港樓。不相信嗎？不會的，因為這也是常識的一部份。本來我們的樓就不應這麼貴，只係炒到咁高而已。炒下炒下，遲早一定燶。就如股票，就如一切。

Dalvm

金融時報：隨意改動人民幣匯率 非解決美國貧富不均辦法




鉅亨網編輯查淑妝　台北綜合報導　　2011-10-14 12:50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戴維•皮林發表一篇題為《美國人應學會喜歡人民幣》文章指出，有一些辦法可以讓美國及其它發達國家提高生產率和解決貧富不均，但隨意改動人民幣匯率不是其一。

香港文匯網訊報導，文章指出，直到不久以前，美國、歐洲或日本不會有多少工人花時間考慮，為什麼他們掙的工資是中國工人的 10 倍、 20 倍甚至 30 倍。是什麼使得一個在美國工廠堆放箱子的工人，掙得數倍於越南或墨西哥工人的工資？

有人可能一廂情願地想像，他們工作得更賣力，或者換句話說，墨西哥或中國工人懶惰或者缺乏技能。也有人更為接近真實情況，把他們的高工資和高生產率歸功於國家的制度優勢：司法和教育系統、基礎設施以及技術。還有人或許在潛意識中乾脆認為，他們的優質生活水平是上天賦予的權利。

情況再也不是這樣了。隨著新興經濟的數億工人，尤其是亞洲工人，加入全球勞動大軍，他們開啟了逐漸拉平收入的緩慢進程。發展中國家正在提高教育、基礎設施和技術水平，即便它們在司法和政治制度方面仍然落後。收入差距正在縮小。 1990 年，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人均 GDP 為 800 美元，而美國為 23000 美元，相差 29 倍。根據蘇格蘭皇家銀行 (Royal Bank of Scotland) 的數據，去年這一差距縮小至 6.2 倍。預計到 2015 年將降至 4.3 倍。

收入差距的縮小不應使我們感到驚奇。較貧窮的國家正在對產生於工業革命伊始的巨大收入差距進行糾正，在工業革命中，西方國家實現了生產率的空前提高。這種收入差距是一種失常，儘管持續了近 200 年。對一個希望最大多數的人獲得最大幸福的中立觀察者來說，這種趨勢的逆轉是一個好消息。畢竟，數億人從貧困的大山下爬了出來。

回到當前的現實中，情形看上去就很不一樣了。本周，美國參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試圖對中國壓低人民幣匯率施加懲罰。在週二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辯論中，最有希望獲得提名的米特•羅姆尼 (Mitt Romney) 指責歷屆美國領導人「被中國人耍了」。

這些言論反映出，人們對於美國中產階級「逐漸消失」的現實確實感到惱火。美國失業率仍徘徊在 9.1% 。美國人口統計局 (US Census Bureau) 表示，按實際價值計算，美國人的中間工資低於 1999 年的水平。「美國孩童自然會比父母更富有」這個假定的自然規律已經被推翻。財富向超級富豪的集中，令中產階級的境遇更加悲慘。為發展中世界數以百萬計的人帶來機遇的全球化，也切合了全球精英的利益。

有一些辦法可以讓美國及其它發達國家提高生產率和解決貧富不均，但隨意改動人民幣匯率不是其一。理由已經反覆講得夠多了：

許多人們以為產自中國的商品，其實只是在中國組裝。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2010 年的一份報告發現，一支 iPhone 手機的批發成本估計為 178.96 美元，而中國的裝配工作在其中僅佔 6.5 美元。大多數製造成本都用於並非在低工資經濟體製造的高精密零件，這些零件都產自日本和韓國等高工資國家。

自 2005 年 6 月人民幣首次與美元脫鉤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上升 30% 。鑒於中國的通脹率不斷攀升，人民幣實際升值幅度還要更高。而這並未改變貿易格局，對此我們不應感到奇怪。 1985 年簽訂《廣場協議》(Plaza Accord) 後，日元價值在 2 年內幾乎翻了一番，可對日本出口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即使中國出口競爭力下降，就業也不太可能大批流向美國等高工資經濟體，而更有可能流向其他低工資國家，如孟加拉國、越南、印尼和墨西哥。

少數攻擊中國及其他低工資國家的刻薄話還帶有種族主義色彩，這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最近 FT 網站上有人問：美國工人怎麼競爭得過中國「苦力和奴隸般的勞動者？」這樣的帖子並不罕見。使用第一個詞語的用意是不言而喻的，第二個詞語則帶著一些 (很可能並不真誠的) 對全體受剝削的中國工人的關切。

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中國數千萬農民工離開鄉下，並不是因為他們渴望被剝削，而是因為在城裡機會更多。根據 RBS 的數據，過去 20 年裡，中國製造業工人的平均工資上漲了 10 倍。與西方工資的差距正在不斷縮小。有朝一日差距能否完全消失是另一碼事。但是，要求中國加快讓人民幣升值無論如何都毫無意義。

Dalvm

反對資本主義？




2011年10月21日 09:19
通識單元： 全球化
關鍵字： 佔領華爾街. 佔領中環. 資本主義. 共產主義. 自由貿易. 金融危機. 金融海嘯. 強積金

當美國有國民佔領華爾街之後，各地民眾紛紛以佔領他們地區的商業中心作回應。香港有示威者打出「反對資本主義」的旗號，於是惹來評論界問：他們明白資本主義為現代社會帶來甚麼貢獻嗎？若不是資本主義，難道我們要回到共產社會？

這種責難難免流於「簡單二分法」。的確，唸世史的同學或會想起，冷戰時代，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思想宣傳做得太好。從那個時代起，在一般人的世界觀裏，不是資本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這種「簡單二分法」看不到北歐模式之類的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


即使如此，這種責難也有一部份是對的：我們的確很難想像，若不是一般人理解的資本主義，我們可以選擇甚麼。唸經濟學的同學，這個時候會答，經濟模式不外乎幾種：「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和「計劃經濟」（Planned Economy）。在經濟全球化的年代，市場經濟的確是全球貿易的最好描述。國與國之間本來就是各自為政，我們不能想像一個全球性的經濟計劃。而所謂「經濟合作」，內容多是減低關稅之類的貿易限制，不外乎為自由貿易開路。因此，現代政府即使多不願意，一旦涉及貿易，她就不可能避免在她的管豁範圍內出現任何「自由市場」的元素。「反對資本主義」於是就成為一個不太讓人明白的課題。


示威者當然可以延伸出去，指出國際貿易對不同富裕程度的國家都可以有壞影響。美國示威者以身作則，走入國會，在觀眾席上反對國會通過對個別國家增加貿易互動的動議。他們更會進一步說，你們漠視了我們最基本的論據：或者我們可以容忍工作的流失，但金融危機連串爆發之後，各國政府為了保護金融機構的利益，而向小市民開刀，這就不能容忍了。他們會說，以歐美國家為例，為拯救各大金融機構，政府挪用了大量公帑，但結果仍是製造大量經濟問題，導致低下階層生活更困難。可是，在這個時候，金融機構代表富裕階層卻向政府提議，不如進一步減少國家開支，以減少國債，避免如希臘的債務問題重現。減少國家開支意味著減少對低下階層或其他公共福利的支援。對於大部份平民來說，這並不公平。


回到香港，除了一眾雷曼苦主之外，其他市民的確難以具體說明，政府如何在金融海嘯之後袒護金融機構；相反，政府推出存款保障計劃，對一般市民大眾提供足夠保護。也許，這正解釋了佔領中環為何沒有很多回響。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中有團體指出強積金的問題，政府到底有沒有長期在政策上支持金融機構的運作？如果強積金本來就是透過投資生利的話，這又是不是強迫市民參與全球金融活動？資本主義不值得反對，但現今經濟制度產生的不公平和剝削，又是否不值得反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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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

就中國學術界而言，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研究是相對薄弱的。由于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資本主義被看做同社會主義根本對立的制度，是“惡”的代名詞，其一切都應該否定。本書中分析了兩大資本主義模式之間，即新美國資本主義與萊茵模式資本主義之間的深刻分歧。萊茵模式遍布于萊茵河谷的所有國家，從奧地利到荷蘭，包括今日屬于歐元區的大陸歐洲所有的國家，只是各國的具體表現形式略有不同而已。

《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這本書是“圍城”以內的人士經過多年切身實踐和觀察的產物，讀了給人一種不同的感受。書中列舉了許多典型事例，對“新美國模式”和“萊茵模式資本主義”進行了深入而有趣的比較研究（作者顯然對萊茵模式更為贊賞有加）。新美國模式包括以美國為代表的所有講英語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但在美國與英國之間也有不少差別。萊茵模式包括以德國為代表的歐元區國家。作者把日本和跨國公司也包括在萊茵模式資本主義的範疇內，卻把法國看做介乎兩種模式之間的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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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社會是個天堂

馬克思、恩格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總結出勞動者付出極多，但所得極少，努力的勞動卻解決不了三餐溫飽，而資本家就飽收這剩餘價值，認為不平等。所以，為了要使到人人平等，構思了一個生產力極度發展、資源、物質豐厚的社會狀態。這就是共產主義社會。

在共產主義社會裡，沒有階級之分，人人平等，按需分配，人的思想也沒有自私觀念，對於工作，也是由興趣而作，再也不需要為名利、財富擔憂。這構思的社會，有取之不盡的資源。人人為公，公為人人。社會上各種權利，也人人平均，再沒有官僚、特權、民族、膚色、信仰等問題。是個大同的世界狀態。
由這構思出現以來，確實在社會上受到人們認同。共產黨的誕生，也是從這而起。列寧、毛澤東等，就是以共產主義為主導，反對壓迫剝削，消滅私有制，主張將共產主義實行並且發展。

可以看出，共產主義社會確實是個天堂。比聖經的天堂、佛教的天堂也要美麗。但是，人類從遠古進化到現在，人的思想還未能達到這境界。所以，之前大力主張的人，因人類的自私及各種因素引至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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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是一種政治信仰或社會狀態。當他指社會狀態時，是指英文communist society，即共產主義社會；當他指政治信仰時，是指英文communism，又可以叫馬克思主義。

實現共產主義要通過社會政治運動，由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提出（參見《共產黨宣言》），後來經列寧等人繼承和發揚，並且還在不斷的發展和完善中。

馬克思主義分析了社會的階級劃分和社會的發展方向，提出人類社會必然走向共產主義的理論。

20世紀初，發展自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主張通過暴力革命的手段，武裝奪取政權。

雖然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都沒有像小說《烏托邦》一樣詳細描述「共產主義社會」是怎樣的。在理論上，共產主義是一個消除了階級的社會，一個生產力極大發展的社會，一個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極大豐富的社會，所有的財產歸全人類所有，產品各取所需，所有的人平等地享受社會經濟權利，人們不再將勞動做為謀生的手段，而「勞動將成為人們的第一需要」。

根據共產主義的理論，要達到共產主義必須經歷長期的發展，而實現共產主義的第一步是通過革命，暴力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用馬克思主義的話說，就是佔人口少數的處統治和剝削地位的資產階級將會被佔人口多數長期處於被剝削被統治地位的廣大無產階級取代。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中，這個政權稱為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相信，資本主義必將滅亡，社會必將發展到社會主義並最終到達民主主義。

馬克思指出，民主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是由資本主義造成的。沒有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不可能進入民主主義。

當前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古巴共和國。這些國家現在大部分都處於所謂的「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但是在實踐中，有的國家部分實行了傳統上認為屬於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市場經濟體制，如中國；而有的國家依然持續單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如朝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