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議員一直把人民幣匯率政策當作美國重要的政治議程﹐但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比尼(Nouriel Roubini)認為﹐人民幣匯率政策在中國經濟議程中應該更重要。
Bloomberg News
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比尼。羅比尼上週在吉隆坡參加世界資本市場研討會(World Capital Markets Symposium)的間隙接受了採訪﹐他說﹐中國需要重估人民幣匯率水平﹐這不是因為不這樣做將損害美國利益﹐而是如果人為地壓低人民幣匯率﹐未來兩三年將使中國經濟撞上危險的“增長之牆”。“末日博士”羅比尼以悲觀著稱﹐部分因為他在全球金融危機前的準確預估而聞名。
羅比尼是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的經濟學教授﹐他不是唯一一個認為中國為自己著想需要讓人民幣升值的人。目前美國國會滿是中期選舉言論﹐上週美國眾議院以壓倒性多數就人民幣匯率通過了懲罰中國的法案﹐羅比尼可能是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最從經濟角度說話的觀察家。
羅比尼的理論基礎是人們熟悉的﹐甚至不會引起爭論:中國需要提振國內消費﹐減少對出口的依賴。事實上﹐中國政府的政策已接受了這一理念。但羅比尼說﹐問題是中國促進消費者支出的舉措在人民幣匯率維持疲弱的時候看起來不誠懇。實際上﹐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佔比重已從10年前的45%降至36%﹐而美國約為70%。
羅比尼認為關鍵在於匯率。人民幣匯率較低讓人們買不起許多外國商品﹐從而保護了那些本已受惠於低利率的國有企業。這是因為壓低人民幣匯率需要中國人為地把利率維持在較低水準上。羅比尼說﹐這兩種效應使大量收入從家庭流到企業。
由此而產生的結果是﹐中國四分之一的GDP是企業的收入或留存利潤﹐而多數企業是國有企業。這些資金不是通過股息的形式分派到更多人手裡﹐而是最終成為房地產和新的生產設施等資產。
去年中國推出的經濟刺激方案使中國經濟增長率沒有跌至8%以下﹐而當時世界上多數發達國家正處於經濟衰退的泥沼中﹐但該經濟刺激方案只是讓問題惡化。資本支出在GDP中所佔比重從42%升至47%﹐因國有貸款機構為基建、住宅建設和新生產設施的支出提供了融資。
所有上述支出導致失衡性過剩﹐尤其是產能過剩。羅比尼以中國汽車產業為例說﹐今年汽車銷售從800萬輛增至1,200萬輛﹐增幅為50%。但產能從1,000萬輛增至2,000萬輛﹐羅比尼說﹐中國目前有100家汽車製造企業﹐而美國只有三家。
他認為中國商用和住宅地產的建設過剩﹐即使是中國通常拿來炫耀的基礎建設﹐其投資也出現過剩。羅比尼說﹐要知道我每年去中國六七次﹐他們一些新建的機場有四分之三沒有利用起來﹐全國各地到處是利用率很低的公路。
但羅比尼的言論也有瑕疵。瑞銀(UBS AG)駐北京的經濟學家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說﹐消費數據有些誤導﹐因為這不包括對住宅、汽車和家用電器等耐用品的支出。他說﹐如果納入這些數據﹐家庭支出實際上佔GDP的大約一半﹐與10年前的水平差不多﹐現行數據夸大了對生產過度投資的憂慮。羅比尼沒有透露他認為人民幣匯率具體應調整多少。他說﹐無論是每年升值5%還是10%﹐都沒關係。升值越快越好。
他駁斥了中國不能負擔人民幣升值的說法。他說﹐儘管出口會下降﹐但家庭實際收入將增加﹐他們將消費更多。羅比尼說﹐中國出口會減少﹐但消費會增加。他指出﹐撇開一些傳遞效應不說﹐經濟增長應該不會受到影響。(當然﹐這幾乎肯定低估了針對舊有經濟模式下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挑戰。)
羅比尼指出﹐人民幣升值還有其他好處:中國可以抑制國內通脹﹐能更有力地控制貨幣政策﹐這將幫助中國避開上世紀90年代嚴重損害日本經濟的資產和信貸泡沫。他說﹐為自己著想﹐中國也不得不如此﹐否則中國經濟增長將崩潰。
Peter Ste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