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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9, 中國
文安立《躁動的帝國》：世界厭倦美國干預，但也不歡迎一個自掃門前雪的超級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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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可能在本書讀者平均壽命期內出現西方式的政府。但是中國共產黨也不可能在未來數十年繼續以今天的方式當家主政。最可能的結果是，中央有個相當威權的政府，它會不情不願地勉強允許各省多點自決、少數民族多點少文化上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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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安立（Odd Arne Westad）
結論：現代性
（前略）
有些熟諳歷史的評論家認為，亞洲、或至少是東亞，正在回到本書開始所存在的國際體系：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其他國家都順服接受中國的權力象徵。即使兩百五十年前的情勢與今天的情勢有相似的地方，我也不認為會是如此。中國毫無疑問已經是本區域的中心大國和經濟強權，將界定至少未來兩個世代的亞洲之成長。但是，除非在極端危機下，它不可能輕易就讓別人接受它的意志。我們已經看到（這一點和一般的普遍看法大相逕庭）即使在乾隆皇帝時期，也沒有一套固定的朝覲制度，中國可透過它控制周邊國家。
今天中國若試圖主宰及控制其鄰國，將面臨難以克服的障礙。今天的中國，民族主義掛帥，不是普世主義當家。中國今天的民族主義和本區域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相互較勁，但就各國國內的意識型態而言，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和中國的民族主義皆同樣強大，只要想想朝鮮或越南的狀況，就可見其一斑。而美國也不會消失而從此不再是個亞洲強權。而且，從文化層面講，中國很明顯地欠缺軟實力：東京、首爾或甚至台北、新加坡神智清醒的年輕人，沒有人會向中國大陸找尋音樂下載、觀賞電影或嘗試仿效。
中國在亞洲的中心地位因此將愈來愈以經濟面表現出來，不再只是生產重鎮、也將是消費重心。二十一世紀初的一個大故事將是亞洲內部貿易大增，區域內的經濟體持續快速成長。亞洲國家彼此之間沒有太多東西可以貿易往來，這個觀念其實是所有歷史時期的迷思。即使中國國勢最弱的時期（一八八○年至一九一○年代）亞洲內部、也就是經濟史學者所謂的非正式華人商業圈之內的貿易成長比起東西貿易都來得更快。除非政治災難冒出來阻止它，我們或許可以想像未來亞洲相當大部分的成長有如接力賽，不同國家的科技、生產和市場一棒接一棒、一年又一年遞延下去。如果以歷史為證據，沒有任何一種亞洲的民族主義，不論它有多兇猛，曾經阻擋得住這個進程。
短期而言，中國最重要的區域關係將是和日本的關係。儘管近年來彼此對對方的觀感急遽惡化，仍有理由相信雙邊關係將更加親密，尤其是經濟方面。兩國彼此需要對方。日本人口老化之後，產品亟需擴大外銷，需要中國市場，甚且愈來愈倚重中國做為生產基地。中國需要日本的技術，以及中國軍力成長下、日本不予作梗的政策。長期下來，中、日雙方力量呈現日消中長之勢，殆無疑問。但是除了透過維繫和美國的同盟關係之外，日本不太可能試圖以其他方法制衡中國此一崛起過程。另外頗有可能的是，雙方相互依賴上升之際，中、日關係還是會有口角。在亞洲歷史上，邊罵邊做生意，並非不尋常的事。
南北兩韓一旦統一，可能將維繫和美國的軍事同盟。當然，中國透過某種戲劇性的外交斡旋，或許可以管控好北朝鮮的瓦解，提供南韓一個它可以有極大影響力的統一方案。不過，後面這個劇本非常不可能，主要即是我們在本書前文已探討過的歷史因素。比較可能的狀況是，平壤錯失改革時機，北朝鮮從內部瓦解，而不論南韓是否想要，它將面臨快速、而又大部分控管不了的統一。中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作為，將對它未來在本區域的地位有決定性的影響。如果中國領導人體會到，統一的韓國其領導人自由選擇外交政策走向，可能要比恫嚇外交所取得的功效，對中國更有好處。那麼，北京在國際事務上就真的成熟了。
北京的牌如果打得對，東南亞或許會是中國國際政策上順利推展的地區。東南亞國家協會是我們這一代區域合作的偉大實驗。雖然它可能不會是像歐盟那樣的超國家組織，它為後殖民國家建立的合作架構，就形式和深度而言都相當獨特。對於中國而言，主要的考驗在於它是否願意接受刻意把北京排除在區域架構外的這個東南亞深化整合的過程。私底下，北京決策人經常承認，他們十分偏好與個別國家打交道、不想和區域組織打交道。當然他們明白，儘管有種種議題規劃，讓中國成為東南亞發展和安全的夥伴，東協之所以成功至少部分原因是，出於害怕中國崛起對區域會有不利結果的心理。而且，東協也頗有可能和美國、印度增進合作。但是如果牌打得對（強調經濟互利、而非領土爭端）中國是有機會與本區域建立可長可久的關係，這種關係可以經得起中國政治變化、以及東南亞整合起伏的考驗。
中國未來在國際上最大的挑戰將是印度，而且將是非常巨大的挑戰。我們已經看到中、印關係如何因邊境問題及彼此的負面觀感而苦惱。過去十年，中國和印度在競爭國際組織影響力上已愈來愈成為敵手。目前來講，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遙遙領先，但印度有它的優勢。中國由於一胎化政策的後遺症，人口正在老化。（有些人口學家說：「中國將在富起來之前，就先老了。」）印度則有年輕及愈來愈健康、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口。到了二○五○年，印度人口將超過其北方鄰國百分之五十。印度也有穩定的政治制度，異議人士也有發抒意見的管道。英文是它的官方行政語文之一。印度已經有可以完全轉換的貨幣，而且雖然市值比較小，印度資本市場的透明度和可預測度卻比中國大得多。印度的勞動力移動也比中國強。
今天有許多經濟學家主張，基於上述因素，五十年之內印度的國內生產毛額將超越中國，中國則可能可以追得上。中國如果能夠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部門的改革，並且除去後遺症已出現的一胎化政策，就有可能跟得上。今天的中國在基礎建設、公共衛生和教育方面做了明智的投資，因此大幅改善其人民的生活品質。印度嬰童夭折率是中國的兩倍高，中國兒童平均就學時間幾乎是印度兒童的兩倍（中國兒童唸了七點五年的書，印度兒童只上了四點四年的學）。中國的製造業基礎也遠勝過印度。如果中國持續吸引投資，其工業產出的水平與品質，平均而言，將維持相當高出印度的表現。但是中、印關係最重要的將是，彼此是否能夠接受對方近乎同步的崛起。印度必須小心處理它在喜馬拉雅山地區、尤其是西藏的關係。但是中國的挑戰恐怕比較大。印度不無道理認定它在外交政策上絕大部分問題，源自它和巴基斯坦積不相容。而中國是巴基斯坦的親密盟友，很可能輕易就被牽扯進印、巴之間的任何衝突。二○一一年巴基斯坦總統形容中、巴關係之親善，「不是任何其他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所可匹比」。如果情況依然如此，北京將來就很難避免和亞洲另一個崛起的大國為敵。
中國未來的國際地位不僅要看中國本身的作為，也要看別的國家如何對待中國。最有能力影響中國、乃至世界的大國，非美國莫屬。當中國在二○三○年代某一年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時，美國仍將是世界最強的軍事大國，而且勢必還至少保留這個地位一、二十年以上。甚且更重要的是，中國果真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時，它仍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人口依據國際標準屬於貧窮之列。它的人均所得將不及美國的一半（並且不及新加坡的三分之一，依據估算，屆時新加坡將取代挪威，成為全世界人均所得最富有的國家）。美國將因為其財富及兵力，能夠擁有其他國家不具備的力量影響中國的崛起。問題在於美國是否將願意接受中國地位上升，或是企圖把它搞下去。
儘管中國人猜疑，美國因為大多數人民不喜歡中國人而希望圍堵中國（這一點有歷史根據）可是現今並沒有證據說美國人有此偏見。反而是調查顯示美國人對中國人及華裔美國人在各種選項上評價都很高，但不容否認，也還存在一些種族成見。不過，談到對當前中國政府的態度時，情況就不同了。大約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美國領導人和中國政府將來很難相處。一般相信，會起衝突的主要關鍵是人權、西藏和貿易的問題。多數人相信，如果北京變得更民主的話，中國可以做為美國的夥伴，但是他們擔心美國政府做得不夠，不足以保護美國的就業機會和財富，對抗中國的競爭。就像中國民族主義者對其他國家的觀點一樣，後面這項關切其實責備華府的程度大過責怪北京。可是，即使美國政府想要和中共政府合作，關切中國不民主及它對待本國人民的方式，乃是更難解決的根本問題。
我們已經提到，中國人對美國的欽羨近乎無邊無際。它攙雜畏懼與吸引、敬佩與厭惡。大部分中國人分得清楚對政府的批評，不同於對人民、民族或甚至國家的批評，可是中國新的民族主義經常妨礙冷靜評估美國政策。台灣問題也一樣，中國極大多數人民相信中國不能統一，要怪美國，從過去到現在都是美國在作梗。很有可能未來中國民眾對美國的看法會更加負面，不管美國政府怎麼說、怎麼做。
中國人民的反美態度，對中國共產黨乃是一把兩面刃。儘管它希望人民反美態度可用來鞏固國內對現有中國領導人的支持，但是民眾在這個議題情緒一上升，北京就很頭痛。中共不希望與美國持續對抗，因為它相信這會妨礙中國的經濟擴張。我們已經看到，目前的中國政府相當滿意中國的經濟在美國領導的全球經濟體系內運作。美國的舉措畢竟還推動中國的成長。中國最不需要的一件事，就是與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有長期的戰略對抗，中國不能重蹈蘇聯在一九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和美國對抗、最後招致崩潰的覆轍。
因此，中國不會走向和美國冷戰的路。儘管北京和華府領導人有時候會嚷嚷，雙方之間對世局發展看法的距離還沒大到出現冷戰的地步。不錯，雙方會發生意外事故、也會較勁，而且朝鮮或台灣問題（中、美關係兩個常年無解的死結）也有可能破壞建立戰略互信。但是，長期、有系統地以僅次於全面戰爭的手段破壞對方，有如華府和莫斯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用的手法，卻絕對不致於出現。北京能否創造獨具一格的合作方式，當然又是另一回事。想要衷心合作，北京就不能在國際事務上抵制美國政策，這一點在現今政府下能否出現，還不確定。
中國人在談論外交政策時，令許多美國人驚訝的是，它的核心話題相當老派：主權，當然會談到，北京還會提榮譽、信實和國際尊重。口中宣講這些觀念，固然替中國在海外贏得朋友，但把它們派上用場，保護辛巴威的羅伯．穆加比（Robert Mugabe）、蘇丹的奧馬．阿巴什爾（Omar al-Bashir）或緬甸的軍人執政團等小獨裁者，卻在國際上招致惡評，傷害到與華府的關係；華府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覺得中國唯一目標是協助美國的敵人，不問他們是誰，凡反美就予以支持。中國必須明白，挑戰世界超級大國或許帶來短期滿足，但絕對不合國際政治的大戰略。
中國在新世紀的外交事務正在快速地跨越原有的領域。中國未來任何領導人有一項主要挑戰，即是如何發展「全球」外交政策及回應區域的關切，而這些區域在過去為中國所不了解、可是卻以前所未見的程度將會影響到中國的經濟成長、也會受到中國經濟成長的影響。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都需要北京端出超越貿易和資源開採的政策。但是，要中國共產黨或其他任何中國領導人創造這種有效的政策，洵非易事。中國人對外交事務相對不感興趣，而且愈是遠方異域的事就愈發沒有興趣。況且，中國目前除了經濟角色重大之外，也沒有太多可以貢獻的。有位非洲官員告訴我，中國沒辦法啟發別人學習善良治理或反貪腐措施。和美國不一樣，中國似乎對和平計劃、區域合作或種族和解等不感興趣。它反而在經濟愈加發展之下，限制自身的政治角色。這種作法對中國不會有好處。
世界或許厭倦美國動輒干預，但是肯定也不會歡迎一個只管門前雪的超級大國。危機來臨時，大部分人期待大國出來「領導」。中東在未來數十年必定還是個麻煩不斷的區域，中國需要一個正視問題起因的政策，需要運用其經濟影響力把這個政策付諸實行。中國也必須回應一些未來數十年將會講話的非洲領導人，他們一定會問：北京怎麼只會跟著帝國主義走呢？它現在只拿些好處去換取非洲的天然資源，沒有和非洲結為夥伴，致力於降低貧窮。若要改進，中國需要汲取華僑的專才，強化國內的知識中心，使它們對民眾更自由、更開放。它需要不只圖中國本身利益的政策和決策工具。
我的一些中國朋友聽了這些論述之後頻頻搖頭。他們問說，中國怎麼可能發展這種政策？它自己本身還有許多未解決的難題呢！中國沒辦法教別人多元論和寬容，因為它本身的政府獨裁專制、毫不寬容。它沒辦法解決國外的族裔和宗教衝突，因為它對中國境內這類爭議也束手無策。中國人民或許希望國家富強、躋身全球大國，可是它本身在外交事務上不成熟，經常貶抑別的國家。其實要反駁上述論述很簡單：除了並沒有說有解決本身問題之後才能發展全球政策這個道理之外，中國並沒有選擇。天底下沒有一個國家在它的經濟已經幾乎影響到全球每一個人的時候，還能見到問題出現，即使出現在自家境外，視若無睹。敏感的中國外交政策領導人說，中國不希望以美式作風面對世界問題，自以為天底下的問題都可以、也都應該由美國來解決。他們或許沒有錯，但也不能因為這樣就像駝鳥把頭埋進沙裡，甚至對別人的犯錯幸災樂禍。這種作法或許會達成小目標，但夠不上是外交政策，更不是戰略。
中國的外交政策有個很大的諷刺，就是北京已開始體會到巴格達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重要性，卻忽略了布魯塞爾和柏林。雖然歐盟現在是中國最大的經濟夥伴，中國和歐盟的關係卻幾乎完全集中在貿易、技術轉移這些狹隘的議題上。中國外交官其實有點心虛地辯解說，中國傳統上喜歡和個別國家打交道，不愛和區域組織交手。但是我們從東協的例子就看到，過去這個政策並不成功，而且對於在國際事務上愈來愈團結的巨人，也更不像有成功的機會。即使中國對歐洲個別國家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刺激經濟交流，它也不時充滿著反對達賴喇嘛或其他北京不歡迎的人物到訪的抗議。
如此忽視全世界第三大權力群體，會給中國帶來麻煩，除非它大幅改變作法。中國外交決策圈的聰明人已經強力主張這個觀點。中國有可能在未來一、二十年調整其歐洲政策，雙方關係將會親近。中國在接受改變上愈來愈像美國之際，它卻愈來愈像歐洲厭惡風險。這種雙重性，乍看矛盾，其實不然。改變被認為限於內部，因此以為它們可受到控制。風險，至少含有外來因素，因此被認為難以控制。中國和歐洲有可能在如何才能與外在世界有最好的互動上的看法完全分歧，但毫無疑問的是他們的作法有相同的地方，長期下來它們會使雙方更加親近。
我們已經看到，中國在國際事務上還有許多地方有待急起直追。除非中國有了比較能代表民意的政府，某些調整將很難達成。目前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主張，中國有它的獨特性，支持這些自我派任的菁英繼續統治。想要永續維持這樣的安排，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中國人沒有比別的民族傻，不懂管理自己，必須由一小群人替他們做決定。由於中國的歷史，我們可以合理假設，唯有擴大政治討論及參與政府，才能克服當前中國外交政策的不足。但是即使有了這樣的改變，有一件事對外國人很重要，必須要記住，中國的外交事務將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由在目前政治制度之內培訓出來的人主持。這種幾乎必定的持續性，意味今天讓中國外交政策的菁英多參與、多辯論，未來政策就愈有機會反映世界的利益、而非僅只於中國的利益。
中國即使成為全世界最大經濟體，也不可能領導全球政治。比較可能的劇本是，美國國力緩慢衰退，在這段過程中，我們走向一個更多極的世界。全球經濟以中國為中心、而美國仍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這將是一段危險時期，兩國必須很小心避免衝突。明智的領導人將以人民福祉為重、相互依賴，也將借重別的國家的經驗來努力。歐洲和印度絕對不在話下，將提醒北京和華府領導人，他們的雙邊關係影響所及非常的大。多極世界出現或許會推動中國和美國走向合作，或至少相互容忍，儘管雙方政治制度大不相同。
中國不可能在本書讀者平均壽命期內出現西方式的政府。但是中國共產黨也不可能在未來數十年繼續以今天的方式當家主政。最可能的結果是，中央有個相當威權的政府，它會不情不願地勉強允許各省多點自決、少數民族多點少文化上的自主。這樣的混合（即使不是中國的多數外國朋友所樂見）可以維持中國有一段長時間的政治秩序，以非抗爭的方式打造它和國際社會的關係。但這只是一個歷史學者的看法，視野未必比其他熟悉中國及其人民的人士來得更為高明。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預期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仍會維持今天現狀的人士，將被證明看錯了。中國動盪的歷史指向一個會有變化的未來，本國人和外國人都會驚訝中國人民竟然能不斷地通權達變、隨時調適。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躁動的帝國：從清帝國的普世主義，到中國的民族主義，一部250年的中國對外關係史（全新修訂版）》，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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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
譯者：林添貴
「崛起的中國會往何處去？」是偉大轉型或躁動不安？──
台灣人一定要瞭解的中國國際關係，最需要參考的中國外交讀本！
乾隆的普世主義，今日如何演變為習近平的民族主義？
250年的中國外交關係史，已尖銳無情地給出答案！
乾隆年間，中國曾處於全球外交的中心，國力鼎盛，海內外承平。20世紀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又站上一個新的頂峰。未來的中國它會何去何從？它重返盛世之路是暢行無阻亦或是窒礙難行？有國際關係和中國近現代史背景的文安立，他認為：中國在這從帝國轉變到現代國家的250年，其中多次的內部動亂與躁動的對外關係，已給出答案……
這段歷史要從乾隆談起。大清帝國的國力在18世紀達到鼎盛，乾隆14年（1750年），大清帝國已經鞏固了全中國的統治，並把帝國的統治範圍擴張到中亞、西藏、以及東亞沿海從朝鮮到緬甸諸小國。滿洲皇帝和前人不一樣，對於帝國的對外關係訂出規範，在外交體系中，北京處於中心地位，本區域全都明確承認大清的霸主地位。
然而巔峰無以為繼。自乾隆後期，滿清的聲望便逐漸大受傷害。文安立指出：清朝的統治者已經失去交易、妥協的天分，變得愈來愈脫離清廷之外的世界。而此後的世界，就是這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帝國艱難地尋求現代國家轉型的偉大歷程，直至今日仍然躁動不安。中國的近代史並非像國、共兩黨所簡化的那樣，是被動挨打的屈辱歷史，而是帝國更早地與資本主義現代性接觸的故事，也是帝國藉著和外部世界的互動而發生自身蛻變的歷史。作者指出，在尋求現代性的歷程中，如果暴力和破壞曾扮演重要角色，那麼來自內部的暴力和災難也遠比外部所施加的更為嚴重。
從乾隆到鄧小平，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就不斷地波動變化：日清戰爭、義和團起義、八國聯軍、中日戰爭、國共內戰、韓戰、冷戰等等，這些都使得帝國陷於各種外在和內在的不安之中，這不僅僅是處於羞辱和憎恨的情緒，也在於它被迫調整之前在世界外交事務中所確立的三個原則：正義、講究規則，以及中國中心論。
這250年的歷史是彼此有內在邏輯聯接的歷史：越南1978年攻打柬埔寨，鄧小平發動懲越作戰。鄧小平在北京，一定想到兩百年前乾隆朝的清越戰爭，以及乾隆皇帝未能贏取此役如何傷害到自己的歷史地位。1870年起的李鴻章，引領朝廷輸入西方技術，希望直到中國強大到足以自衛之前，能夠不陷入戰爭，而20世紀30年代的蔣介石也曾面臨此種抉擇。乃至於北京保護今日北朝鮮政權三代移交的心理，正可以和清朝作為朝鮮保護國之立場對抗日本互為對照。
有些熟諳歷史的評論家認為，亞洲、或至少是東亞，正在回到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其他國家都順服接受中國的權力象徵。這是中國追尋的目標，然而這可能達到嗎？即使250年前的情勢與今天的情勢有相似之處，文安立也不認為會是如此。他深刻地指出：「今天中國若試圖主宰及控制其鄰國，將面臨難以克服的障礙。因為今天的中國，是民族主義掛帥，而非普世主義當家。」作者強調：縱使中國試圖重新參與外部的世界，它因為發展而產生的諸多內部衝突，也使得它被拖回到與外界隔絕的泥淖中。作者還指出，當下的中國試圖重複著古代的朝貢體系或國與國單一外交關係，這在當今世界格局中顯得非常不合時宜。
250年來，中國已經變成蛻變成夾雜著帝國和現代性的混成社會。它的一部分向外看，尋找機會，一部分向內看，注意危險。本書預測了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系可能會如何發展。它會變得像融合了不同族群並控制了鄰國的美國嗎？還是會像英國或俄羅斯一樣放棄帝國的虛名？在當代國際關係與東亞歷史中，中國對我們來說最是最重要的國家，而《躁動的帝國》這本書將有助於你深入理解這個國家的近代與未來，以及它複雜的內在動力，如何與它的周邊（如北韓、日本、越南，還有台灣）發生關連。
如何讓歷史在重演時，不是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鬧劇？中國躁動不安的狀態，從哪裡來？又去向何方？本書將帶給我們無數的例證與啟發。
本書2013年曾以《躁動的帝國：從乾隆到鄧小平的中國與世界》書名出版2012年《衛報》最佳歷史書2013年「亞洲協會施瓦茲傑出作品獎」美國歷史協會最高榮譽得主──文安立，深具洞見的傑出之作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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