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韓非子與權力學派
韓非子師從荀子,接受了荀子思想中現實主義的一面,並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他強調權力和法是決定國家成敗的關鍵,他批評理想主義仁義學派不切實際的空想,反對現實主義謀略學派抬高謀略的作用。
韓非子猛烈批評儒家仁義學派,認為仁義不僅不能治國,反而誤國。他首先從理論源頭指出儒家思想的不可靠性。他認為,儒家墨家分為多個流派,都假托堯舜的名 義,『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 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59] 由於儒墨學說無人能夠證實其真偽,因此,韓非子建議君王不要接受,以免受其所亂。從實踐上看,奉行仁義外交的國家最後都因混亂、虛弱而滅亡。『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60] 仁義是亂的根源,只講仁義而不顧實際情況,其結果『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61] 所以,『存國者,非仁義也』。[62]
韓非子反對仁義立國,提倡以法治國。他認為法治是國家強盛的根本原因。『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63] 通過明確規定的賞罰原則可以滿足人的名利欲望,增強軍隊的戰斗力。『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 富貴之業成矣』。法治與仁治不同,法治是先苦後甜,而仁治則是先甜後苦,後患無窮。因此,君王應該從長遠的角度權衡利弊,『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 仁人之相憐也』。國家要想奪取霸權,就必須實行法治,『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64]
韓非子毫不忌諱地指出利益是社會內部和國家間政治的驅動力。他相信人性是惡的,天生好利。然而,世人好利的天性並沒什麼不好,君王不應該加以限制,相反而 是趁機利用,利用人們好利的特點來為自身的統治和霸權服務。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人總是不滿足於現狀,這就是人與人、國與國之間沖突的根源,『禍莫大於不 知足』。[65] 人應該追求大利,對於君王來說,最大的利益就是奪取霸權,為此可以不惜犧牲一些小利。
韓非子認為權力是實現利益的基本手段,也是國家間爭奪的核心內容。戰國時期已經形成『大爭之世』,權力是爭奪的關鍵。『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66] 權勢本身並沒有好壞之分,關鍵看如何運用。『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67] 法、勢、術在韓非子的權力學說中緊密相連的三個概念。在國外,國家強調權力,在國內,君主也要牢牢控制最高權力。『權不欲見,素無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68] 韓非子堅持認為,權力是決定一國成王稱霸的決定性因素,外交策略不可能在沒有權力的情況下取得成功。『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縱橫。諸侯言縱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縱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69] 他認為合縱連橫都是依賴於外力,而外力往往是靠不住的,國家間爭奪的最終結果取決於本國的權力。
韓非子的權力政治思想與古典現實主義代表人物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權力理論極為相似。二者都是從人性惡出發,認為『政治受到根植於人性的客觀法則所支配』;提出國家之間權力是決定性因素,利益是國家追求的目標,『國家思考和行動都是根據由權力界定的利益為中心』;[70]國 家不能用國內道德的標准來衡國際關系中的道德。嚴格地說,韓非子是反對外交的。他不認為外交(在當時而言就是『連橫合縱』)對國家的作用能有縱橫家們所稱 的那樣大,而是認為國家間關系主要是實力的比拼,這從他所謂的『當今爭於力』即可看出。韓非子與縱橫家們的終極政治理想是一致的,那就是『一統天下』,他 們的區別在於對達到理想的手段認識不同。韓非子與摩根索在終極政治理想上是不同的。摩根索仍然要保持國際體系的存在與穩定,而韓非子則對戰國時代的霍布斯 狀態厭惡至極,他認為『合眾為一』是徹底解決體系不穩定問題的最佳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