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

公民薇博 - 余若薇
影響一國兩制最嚴重事件

2016年03月31日

銅鑼灣書店的經營者李波終於在上周四返回香港，不過他此行並沒有令香港人安心，反而帶來更多疑問。他跟事件中另外兩人張志平和呂波一樣，回港向警方銷案後，就在極短時間內返回內地。李波這次留港僅約20小時，而「護送」他返回內地的，是去年11月起多次在書店現身、協助李波繳交舖租及承包營運書店的「陳先生」。

事情發展至此，內地「強力部門」編寫的劇本已見端倪：銅鑼灣書店5人自去年10月中至12月底失蹤，在香港以至國際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內地有關部門承受重大壓力，不得不安排5人在內地電視接受訪問「報平安」，並聲稱都是自願返回內地，同時將罪名集中在桂民海身上，其他4人只是「協助調查」，其中3人更獲安排回港銷案。

但是這劇本實在太爛，不會有多少香港人相信。就以最受到香港傳媒關注的李波為例，他過去曾接受訪問，表示自己不敢踏足內地，現在聲稱主動回去協助調查，更不是循正常的出境渠道，而是「用自己的方式」，事前甚至不知會太太一聲；而回港不足一天，就要立即返回內地，極不合理。正如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所說，「一般智力的人都覺得，問題比答案還多」。

她指這是回歸以來有關「一國兩制」問題最嚴重的事件，也是中肯的評論。過去，港人即使未能爭取到真普選，覺得本地的自由、人權和法治皆有倒退跡象，至少還相信在香港的人身安全不會受到內地的另一制威脅，現在我們連這丁點的信心也失去。

不過，有些應有「一般智力」的人聲稱相信李波的說法，包括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和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一副「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的樣子。他們分別在北京和特區的管治架構中位居要職，擺出這種態度，顯示中央不再顧忌香港人的想法與信心。

港大民研上周公布的香港前途和「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分別大跌至負9%及負8%，前者是2003年4月以來的新低。在不少港人心中，「一國兩制」已陷崩潰邊緣，這正是催生本土意識的最佳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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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vm發表於 2016-6-1 01:20 | 只看該作者

三代本土意識　不應切割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　戴耀廷）

2016年05月31日

有人說，自雨傘運動後香港本土意識冒起。在旺角事件後，本土運動與傳統的香港民主運動出現的矛盾越益明顯，最近更凸顯在如何看待六四維園集會。其實，香港的本土運動並不是雨傘後才出現，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已出現，更與六四有密切關係。

年輕一代抗拒支聯會的六四紀念活動，是因為他們只着重香港人的身份，不承認中國人身份，而支聯會的活動有塑造或強調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之嫌。另外，支聯會的綱領包括建設民主中國，而年輕一代根本不認為自己與中國是有關。

的而且確，香港民運與中國民運有一段時期是交叉重叠的，更可說香港民運，就是第一代的本土意識，某程度上也與六四是有關連的。回望89年，北京學運是出於愛國情懷，希望中共能進行民主政治改革，令中國邁向政治現代化。港人當年支援的，確實是一場愛國運動，因愛國所以爭取中國民主化。或許不少港人也有相同的愛國情懷，亦因香港在歷史、文化及社會上與中國有難以切割的關係，故港人亦被感召去支援中國的愛國民主運動。

那時候，香港民運剛開始，是延續七十年代不少爭取保障本土利益的社會行動，如中文運動、艇戶事件、金禧事件等。在87年，香港民主運動爭取88年在立法局引入地區直選議席，以失敗告終，捲入的港人仍是非常少數。到了89年，北京發生學運，啟蒙了不少港人對民主、法治、人權的認識及渴求，出現百萬人遊行支援中國民運。在中共無情鎮壓後，港人面對已是不太遠的回歸日，促使香港民運在九十年代急速發展，以在香港建立民主政體去自保。

博弈須掌握對手部署

不少港人看到中國與香港的落差，對法治、民主、人權有了更深認知，逐漸構成了現在我們常說的香港核心價值，使香港的第一代本土意識真正形成。因此，香港第一代的本土意識，以香港為家，不再認為自己是生活在「借來的地方在借來的時間」，並透過爭取在香港建立民主政制去保障香港本土利益，是在中國先出現的危機，再因香港要面對來自中國的威脅，為捍衞自己的利益而誕生的。

當然，雨傘前後出現的新一代本土意識，是源自香港民運未能成功爭取普選而引發，並看到香港的本土利益不能再依靠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框架來保障，也不是中共所賜予的，而是具有自決意識的港人所當享有的權利，亦要港人更進取地去爭取才有機會達成。但追本溯源，新一代的本土意識的出現，同是源自一個政治危機，雖不涉及中國國內的危機，故不存在任何對中國的愛國意識，但也是香港面對來自中國的威脅而出現的危機。

現在年輕人所捍衞的，實是香港的第二代本土意識，而這新的本土意識，即使你不願意，也不可能與第一代的本土意識割斷的。為了強調自己的香港身份，着意去漠視中國國內發生的事，那就好像弈棋時只顧自己的棋子如何走，完全不理會對手如何部署。在保護香港本土利益時，要同時關注中國的事，不一定是基於任何愛國情感，而是策略的考慮。

那麼，香港還會有第三代的本土運動嗎？我相信這必會出現，就是在中國再次出現危機之時，香港人在面對來自中國危機的威脅時，為了保護香港的本土利益，將會有更多人捲入第三代的本土運動。這也可能是香港本土運動能最終成功的時機。因此，第二代本土運動的重要性，不應在於如何與第一代切割，而是要總結第一代的得失，為第三代本土運動能最後收割成果做好準備。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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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vm發表於 2016-6-4 18:03 | 只看該作者

C觀點 - 施永青
在維園難建民主中國

2016年06月03日

本土派認為：香港人應集中力量建設香港民主，而不是中國民主。因為中國的民主，一如越南的民主，不關香港事，港人沒有這方面的責任。再者，要建設中國的民主實在太遙遠了，而且難度高，風險大，香港人犯不着。
這種思想太狹隘了。現實是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已經獲得世界各國的承認與尊重，香港自身沒法加以改變。歷史上，中國的改變都一直影響着香港。香港現時的一國兩制，本身就是鄧小平行改革開放路線的結果，如果中國依然行毛式統治，香港人的命運會很不一樣。以後，若然中國的政治變得更加開明，香港的民主發展亦應該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沒有中國的民主作保障，香港自己建立起來的民主也只能是一時的，未必能夠持續的。即使香港人再勇武一點，也不可能完全跳得出中國的制約。

香港的泛民主派，表面上並沒有因本土派的不認同而放棄建設民主中國的理想，但長期以來泛民所做的，卻對建設中國民主幫助不大。他們叫的口號，很多都不容易實現，而他們亦拿不出具體的策略，可以令追隨者相信，只要跟着他們的路線走下去，他們的理想終會實現。

他們每年在維園集會時，常高叫結束一黨專政，但中共政權可會因此而受到動搖？他們又喜歡叫某某人下台，但某某人可曾因此而下台？他們只會要求北京為香港的民主發展提供路線圖與時間表，但自己卻沒有一套時間表與路線圖去實現自己的理想，叫跟隨者好不失望。

香港的年輕人起初跟着他們一起遊行，叫口號，但漸漸發覺這樣的效用不大，於是懷疑起來。最近見泛民找不到辦法了，竟然走去叫張德江換特首，那真是連初衷也忘記了。香港人怎可能跟隨那些選擇告御狀的人去追求民主呢？難怪年輕人會選擇離棄泛民，要自立門戶了。

我並非有意叫人去抵制六四燭光晚會，我個人十分支持建設民主中國的宏願，但只是覺得光靠在維園唱歌叫口號是難以建設民主中國。此舉雖然可以令中共如芒在背，但邊際效應已經遞減。久而久之，中共可能已體會到，幸好香港有個維園，幸好支聯會的拿手好戲只是搞燭光晚會；否則香港匯聚了這麼多的人想要建設民主中國，真不知道還會做些甚麼事？

因此，我十分認同年輕人說，應把六四的意義與本地的需要結合起，當然亦要與中國的需要結合起來。香港人已不滿足於發洩一下悲情，訴說一下宏願，而是想看到一些具體的成果，那就研究具體的策略與做法，而不是空談理想。

只可惜，即使是年輕的一代，他們設想出來的方法，亦不外是示威、遊行；勇武一點的，亦不過是掉掉磚頭而已；其所產生的效用一樣非常有限。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大家太着意去展露自己的政治姿態，而不太講求實施的政治效用。有關這方面的意見，稍後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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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vm發表於 2016-6-5 00:13 | 只看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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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vm發表於 2016-6-7 03:05 | 只看該作者

C觀點 - 施永青
建設民主中國的路行盡了嗎？

2016年06月06日

受本土主義影響的年輕人認為：建設民主中國的路已行到盡頭，再為此而努力已失去意義，香港人應集中力量去爭取香港的民主。

然而，香港的政制能不受中國影響嗎？8‧31決定是人大常委會制定的，人大常委會甚至可以宣布那些全國性的法例需要在香港實施，經港人選出來的特首，最終仍得中央政府任命才能履行職務。再者，中央政府在香港駐有軍隊，並有權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

以上的情況已說得很清楚，若然中國尚未民主，香港根本不可能完全民主，即使一時爭取到，也會被中央政府扼殺。香港的一些年輕人，可謂是睜着眼睛說瞎話，簡直是罔顧事實。他們不肯為爭取中國的民主而承擔責任，等同放棄香港的民主，香港人不能把自己的命運交給這樣的年輕人代決。

不過，我們亦得承認，香港確有不少人覺得，中國的民主香港人管不着，內地在中共的嚴格管控下，根本沒有多少發展民主的空間。內地既沒有新聞自由，又沒有結社自由，這叫香港人可以用甚麼途徑去內地爭取民主？所以才有建設民主中國的路已經走不下去的說法。

人們之所以會有這麼悲觀的論調，是因為在看問題的時候只懂得橫比，不懂得縱比。橫比的意思是拿中國的現況與香港或世上其他較開明的地方作比較，那中國自然顯得相對封閉落後。但若然以中國的現況與歷史上的中國情況作縱比，那近三十年來的中國在政治上已開明了很多，中國的民主發展正建立起扎實的基礎。

民主的基礎是個人主義，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令中國出現了一大批中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獨立，毋須依賴家族的照顧，他們已積累起一定的財產，希望有法律去保護他們的私有產權，所以對法治已有強烈的要求。

內地的普及教育近年做得不錯，能完成大專學歷的人口比例，在大城市裡已不比香港差，他們已掌握了觀察世界與思考問題的能力。其中有一部分還去過海外留學，見過世面，知道人可以怎樣在沒有恐懼下有尊嚴地生活。

內地對傳媒的運作雖仍有很多限制，但尺度已經放寬了很多。尤其是在書籍的出版方面，空間已很大，海耶克、佛利民，以至艾恩‧蘭德的書都可以公開出版。

移動互聯網在內地已十分普及，人與人之間的思想交流，無時無刻都在海量交流，社交媒體與自媒體層出不窮。我自己也加入了多個網上的社交群組，發現內地人的視野與思想深度普遍不低。

就我所見，內地人的民主意識已很普遍。不只在知識界如是，在基層民眾中亦如是；不只在民間如是，在黨內與政府系統內亦如是。這是人的內心世界的轉變，中共再強，也管不了人的內心世界。

現在中國的民主發展仍處於量變階段，當量變超越臨界點就會出現質變。我的取態基本是樂觀的，我並不認為，中國的民主如某些人所說的那麼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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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vm發表於 2016-6-18 05:23 | 只看該作者

「哪條法律不准講港獨？」
2016年4月1日

近日有新成立政黨擺明車馬高舉「港獨」大旗，律政司日前明言，鼓吹「港獨」的行動違反基本法，並會對相關行為加以密切關注，並在有需要時採取行動。另一邊廂，剛獲政府邀請加入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的港大學生生會會長孫曉嵐在電台訪問中卻指，政府此舉是恐嚇市民和打壓言論自由，質疑「邊條法律唔俾提港獨？」

或許，孫同學真的覺得她和校友對於港獨這話題只是做做研究或說說而已。只是談談港獨，當然是言論自由，但如果已成立組織並淸楚以「搞港獨」為目標，這是純粹的學術研究、言論自由嗎？

由「言」變「行」軌跡已顯現

猶記得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二○一四年時屢次觸及「港獨」議題，奢言「自決自立」，妄言「探討武裝獨立」，及後特首梁振英公開說要予以警惕，卻反過來遭坊間部分人責難，高呼「講吓都唔得咩？」

今天，有新成立的政黨公然主張建立香港共和國、廢除香港基本法，不是說說而已，而是實實在在的「搞港獨」。「港獨」由「言」演變至「行」的軌跡已經顯現，對於這種「搞港獨」的實際行動，社會各界還可以漠視嗎？

當日佔中倡議起始，周邊還不是有人說「談佔中」只是「學術討論」嗎？時至今時今日，由佔中所觸發的破窗效應，也還是纏繞著整個香港社會，由「鳩嗚」、「光復」再到早陣子的「旺角暴亂」，均看到守法精神屢遭衝擊。

煽動港獨或已構成違法

基本法明言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煽動港獨」在現有法律下已很可能構成違法，那麼，成立一個擺明車馬「搞港獨」的政黨，明言會進入議會推動港獨，並要「建立更多支持港獨勢力的組織和製作宣揚港獨理論的文宣」。這還不算「煽動港獨」嗎？

有論者謂，某些青年人對制度、政權不滿，提出港獨或許是想宣泄、想示警，未必成事，然而，想深一層有此必要嗎？推動極端思想、分離主義是會改善抑或破壞社會呢？

年輕人有理想，對民主有訴求，實在不難明白。但推動香港獨立就等同推動民主嗎？這不單是誤解，更是歪理悖論，超越應有的底線，希望年輕人要慎思並清楚地把兩者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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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vm發表於 2016-6-18 17:31 | 只看該作者

身份認同
爭議連連
2015年01月02日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早前公布新一輪港人身份認同調查，發現市民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感和重要性評分均上升，但自覺是「中國人」的認同指數則跌至新低，調查結果再掀爭議。香港回歸17年，人心未全面回歸是不爭事實，輿論認為緣於中港兩地文化及價值觀差異，有意見認為特區政府應加強公民教育，教育界亦有聲音提出將中史列為必修科；要解決涉及港人「離心」的問題，且看特區政府如何處理這個燙手山芋。

香港市民需要一個「文明人」的身份
最近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顯示，受訪者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指數跌新低，足以證明香港雖然回歸，但人心依然未回歸。而「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更隨著雨傘運動後跌至新低，由中央和特區政府漠視香港市民持續近三個月的民主運動開始，就清楚知道中央將失去一整代香港人的認同，而實況就反映在香港市民對「中國人」身份認同指數跌到新低。
隨著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去年8月31日公布決定，為「普選」設下三重大閘，提委會需要按照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法組成，保留所有功能組別(四大界別)；提名門檻為過半數提委會委員支持；提委會只提名2至3名行政長官候選人。這個落閘決定下的普選必然是一個有篩選的假普選，完全與香港市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核心價值相違背。

為抗議這個落閘決定，學聯發動罷課，學生發動闖入公民廣場，市民湧出馬路公民抗命，警方施放87枚催淚彈，引發持續的雨傘佔領行動，及後大批市民被捕及受傷。當市民甘願付上沉重代價去表達強烈的民主訴求時，中央及特區政府卻依然無動於衷，以警察及黑勢力等暴力企圖嚇怕香港市民，試問香港市民又如何能對回歸「中國人」的身份有所認同？

說到底這個身份認同其實涉及了文化認同的層面，是建基於一種在社會上的各種價值觀，而非只是建基於膚淺如中央所強調情感上同胞「血濃於水」的身份認同。從中國內地劉曉波、李旺陽、趙連海及艾未未等被政治打壓事件都在香港引起極大反應來看，清楚顯示香港市民對中國大陸民運人士的支持，更顯示對普世價值的追求。中央要香港市民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有所提升，就先讓國家變得文明，在普世價值上更貼近香港市民。香港市民要的不只流於「中國人」或「香港人」的身份，而是要一個「文明人」的身份。
社民連秘書長陳德章

殖民後遺缺尋根念
香港受英國殖民管治了155年，這段歷史影響到港人普遍缺乏「歸屬」意識的思考力，亦未能充分了解「民族」與「國家」的定義和之間的關連，導致在自我身份辨別問題上成了爭端。
回歸後，發生多宗中港衝突事件，激化了兩地之間的思想矛盾，加上內地經濟急劇起飛，大陸與香港居民的生活水平差異大幅收窄，這樣又引發了港人會被邊緣化論，再有最近期的政改爭拗，這些爭議也掀起了一撮香港人關注「身份認同」的誘因。

那項港大民調結果指出，「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和「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身份認同指數得分為多年來的最低點，但筆者發現這三項指數的遞減幅度極微，而且受訪者稱自己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指數得分並不是歷年之冠，只是回升至一年前水平，如此說來，結果已反映出政改爭拗沒有大幅改變民意的取態。另外，問卷內容沒有為這6個選項作出定義說明，那麼受訪者是否明白選項的分別？
筆者認為，基於香港特殊的歷史背景，剛回歸祖國17年，港人對於戶籍、國籍和種族的理解是相對薄弱的，特區政府除了疏導民生問題之外，亦應加緊推動公民教育的工作進度，恢復中國歷史為必修科，提高青年人對中華民族的認識，擴闊港人的思考層面，長遠提升在社會議題上達至共識的效益。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董張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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