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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負債時代:多國面臨債務危機風險

2015年02月12日 16:30   來源:中國日報網

負債攀升幅度最高的國家包括歐洲的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和義大利。



  中國日報網2月12日電(楊簫瑋) 據《紐約時報》近日報道,最新報告稱,顧問公司麥肯錫(McKinsey)針對各國負擔的所有債務進行研究,不只是政府公債,還有企業、銀行和家庭的負債。結果顯示,自從2007年底的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總負債額增加57萬億美元,全球負債對GDP比為286%,2007年底前為269%。

  從這些數據來看,多國正面臨新一波的債務危機風險,全球已步入負債時代。而高額負債,不論是公共還是私人部門,都會使經濟體更容易受到衝擊,而且會創造更大的泡沫而且泡沫破滅更具破壞性,因此麥肯錫的報告十分令人憂心。

  全球債臺高築

  根據管理顧問公司麥肯錫發佈的報告指出,,目前全球負債水準已經超出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

  麥肯錫估算,全球債務總額自2007年以來已激增57兆美元至近200兆美元。若以債務佔國內生産毛額(GDP)比重來看,則從270%增加至286%。

  麥肯錫在報告中指稱,多數國家的債務佔GDP比重已經高出金融危機前,只有在少數經濟規模較小的國家,總負債對經濟規模的比例才降低,例如羅馬尼亞、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在全球經濟動能最強的國家,總負債比例都在上升。負債攀升幅度最高的國家包括歐洲的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和義大利。

  整體而言,全球自2007年以來新增的債務有近半數來自開發中國家,但也有三分之一是因為已開發國家的政府債務攀升所致。另外家庭債務也大幅增加。

  此外,麥肯錫還對荷蘭、南韓、加拿大、瑞典、澳洲、馬來西亞與泰國等國提出警告,表示由於這些國家家庭債務過高,導致它們面臨“潛在脆弱性”。

  美日“負債評價”反差大

  麥肯錫在報告中指出,日本是全球負債最沉重的國家,債務對GDP佔比為400%,負債總額自2007年以來上升64%。日本的財政挑戰幾乎全部來自於政府負債,而且早在金融危機以前就已經負債纍纍。日本的借貸成本仍低得驚人,反映出日本超極低的通膨以及對日本公債需求的強勁。

  與日本相反,麥肯錫的報告給美國以相當正面的評價。雖然美國的總負債對實質GDP上升16%至233%,但家庭負債其實已經下滑了18個百分點,企業負債則是減少2個百分點。但是,由於美國自2007年以來公債增加,所以大幅抵銷了私人部門負債減少的部分。而美國最驚人的部分也許是金融機構顯著去杠桿,金融業負債對GDP比下滑24個百分點。

  負債影響不可小覷

  驚人的負債數字不只給人以感官的衝擊,實際上,負債對經濟影響也是十分重大的。理論上,一國經濟不論負債有多少,國民都還是能繼續從事經濟生産。就像一間企業的生産仰賴的是員工和機器,而不是資産負債表的結構。但實際上,從歷史中我們一再學到的教訓是:負債、資産負債表結構,對於國家的重要性非常大,足以創造泡沫和帶來毀滅性的衝擊。高額負債會提高經濟的波動。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企業如果仰賴高額的借貸,雖然理論上不會影響公司的生産力,但卻會令該公司非常可能破産。結合這些不同類型的債務是很有用的做法,因為這樣能以不同的方式來看一個國家的財務是否能正常運作。

  從麥肯錫的報告來看,負債過高無法償還,不只是歐元區國家現在的燃眉之急,也是每一次金融危機爆發的導火線。在金融危機期間我們學到,一國若債臺高築,不論負債者是政府(如希臘、義大利)、家庭(如西班牙和美國)或金融機構(如愛爾蘭、英國),都會對其經濟造成衝擊。

  呼籲政策轉變以避免危機重演

  麥肯錫的債務調查共涵蓋47國。該結果凸顯外界期待過去8年能借由普遍推動“去杠桿”操作,來讓全球債務降至較安全水準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因此該報告呼籲,全球應採取“新作法”以避免未來債務危機再度重演。

  對此,有研究員建議幾個政策改變,可能可以降低負債擴大,或至少降低經濟陷入混亂的可能性。包括別為負債提供太多減稅措施,例如房貸利率減稅,或是企業支付利息減稅等等,可以避免負債擴大。而讓國家重整主權債務,則有助於避免經濟危機。但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政策改變,真的要實施還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金融危機至今已有8年,但各國從錯誤中學會的教訓遠不如自己所想像的多,各國必須認清這一點,應從中吸取經驗以避免一而再的重蹈覆轍。


http://big5.ce.cn/gate/big5/intl ... 50212_4582871.shtml
能不能把國土視作黃金儲備?

上堂的老師分析過說,希臘的經濟環境很差,想宣布破產,但德國極力反對,原因是假如希臘宣布破產,德國買的很多希臘國債便會化為烏有。因此希臘政府告訴德國,他們不宣告破產是可以的,只要歐盟繼續買希臘國債,要德國繼續借錢給他們便可以了。因此德國和其他歐盟國家為了保住希臘國債,便要繼續借錢給希臘。當借的錢愈多,危機便會愈來愈重。

美國的情況也是相似,美國對中國說,假如他們不再買美國國債,美國只有印銀紙來還債,這會使得美元貶值,中國會有損失。因此中國為了美國不印銀紙,無奈地只有繼續買美國國債。 但照現在的情況看,假如不改變,美國宣布破產是遲早的事,到時買了很多美國國債的國家便會損失慘重。

很多人知道,過去紙幣的發行量是以黃金儲備量為依據的,也是說一個國家有多少黃金儲備便能發行相等數量的紙幣。但由於黃金數量的不足夠,因此現今貨幣發行量便不再以黃金儲備為依據。

我在想能不能用國土視作黃金儲備? 我們給國家土地定一個公價,只要國家有多少土地儲備,便能發行多少的貨幣,等同黃金儲備。假如香港的土地值千億,那麼以美國的國土來發行多萬億不是困難的事,因為新發行的貨幣是有土地為依據,不是無中生有金錢,因此不會產生貨幣貶值。這樣各國便可放心美國發行萬億貨幣來還債了?

假如仍然有國家宣告破產,便要分割土地用來還債,而不是一聲破產便不用再還錢了事。

胡思亂想的想法吧了,大家不用太介意對錯。希望專家有其他方法解決國家債務危機便好了。
找尋結束「大債時代」的方法


有讀書或有看網上資料的人,也會知道「錢從哪裡來?」,明白現今的錢就是債。

當國家A借$500錢給國家B,而B要連本帶利還$600給A,這時那多出來要還的$100利息,就是用債產生的。
這貨幣運作模式使很多國家先使未來錢,借貨度日,國家債務膨脹,難以自拔。

在思考嘗試解決債的問題,便要從無中生有的利息入手。

當國家A和B各有$1000,A借$500給B,B要連本帶利還$600給A。
這時A有$500,B有$1500,但B要還$600給A。
當B打算還錢給A時,不是要直接還$600給A,而是把原本要還給國家A的錢,用來買國家A的國債,就是B借回$500給A,同樣地要A連本帶利還錢給B。
這時A有$1000,欠B$600; 而B有$1000, 欠A$600
然後A和B把互相等價的債務抵消,因為互相也是欠債$600,因此兩國把雙方的債抵消了,兩國不再欠互相的錢。
這樣便沒有了因借錢而無中生有多出來的$100債務。

例如美國要還錢給中國政府,不是直接還錢給中國,而是把本來要還的錢,改變為買中國的債券,然後中國和美國互相抵消要還的相等價值的債務。 因為美國買中國債券,中國也付上利息,這樣做可以減少美國要還給中國的國債利息。  而中國欠別人的債,也可以用這方法來減輕還利息的負擔。

這樣便可以阻止了用債生錢,也可減輕負債國的負擔。 不過這方法只合適用在國債,而不適合用在銀行債上。
政府債務危機 全球百姓埋單

2015年04月21日

 導讀:財經撰稿人達斯(SATYAJIT DAS)在MarketWatch撰文指出,現在世界上很多重要經濟體政府都面對債務規模過大的壓力,於是他們選擇了金融抑制,貶值人們手中的貨幣,剝奪儲蓄者的利息收益,來減輕政府和其他借貸方的負擔。

  以下即達斯的評論文章全文:

  對於全球所有的,從華盛頓到雅典的央行銀行家們而言,上周五的拋售行情正反映了一個至為嚴酷的現實——這個世界的債務水平已經太高,高到了任何傳統手段都無法處理的地步。

  2007年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公共和私營部門總債務一直在持續增加,已經從相當於國內生産總值的381%增長至420%。如果再將退休金、醫保和老年護理等福利資金缺口算上,總債務規模還將戲劇性增長。哪怕是最那些新興市場國家,那些危機還處在初始階段,借貸行為還不那麼極端的地方,債務規模也在膨脹。

  在一個零增長或者低增長,同時通貨膨脹低迷的世界當中,要減輕債務負擔顯然是極端困難。盡管一些分析師還在讚美我們正在經歷“漂亮的去槓桿化”,但事實是,這一過程將持續多年,而且將造成重大的經濟影響。正如Illinois Tool Works(ITW)首席執行官斯比爾(David Speer)所指出的:“……我們想要爬出現在這個大坑,還需要十年……想要立即解決問題,是不可能的。我們將學習適應低增長經濟,所有人都必須面對重大調整。”

  在傳統工具箱中,能夠應對高債務水平的,不外乎財政緊縮、經濟增長、通貨膨脹或者違約/重組,而這些工具現在要麼難以使用,要麼用起來太過痛苦。政策制定者們要避免經濟崩潰,只能依賴既有的財政,尤其是貨幣政策。

  事情的前后因果或許會不斷顛倒重覆。疲軟的經濟迫使政策制定者推行財政擴張和量化寬鬆的政策。如果經濟做出回應,變得更加活躍,還有一些量化寬鬆的額外好處顯現出來,就會鼓勵政府撤掉刺激政策。結果便是更高的利率和變得遲緩的經濟,而財政擴張和量化寬鬆便需要再度入場了,開始新一輪循環。

  反過來说,如果經濟對擴張政策做出回應,就會造成要求更多刺激的壓力,政策制定者們必須拿出相應的行動,不然就保不住自己頭頂控制經濟引擎的光環了。

  事實上,全球經濟可能已經陷入了量化寬鬆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了——永遠不能。

  金融抑制

  在政策選擇權有限的情況下,政府就只能訴諸增加金融抑制。1973年,兩位經濟學家肖(Edward S. Shaw)和麥金農(Ronald I. McKinnon)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指的是政府採取措施,將儲蓄和資金引向公共部門,降低其借貸成本,清算債務。

  這些措施包括,提高現行稅率,增設新稅項,以及削減國家的福利或者公共服務的開支。

  更高的稅率當然令人反感,但政府可以採取一些巧妙的迂迴方法。對政府服務的聯合付費計劃,收入調查,受益者自付,特別稅等領域都是很容易想到的可做文章之處。福利也可以動手腳,比如退休福利,可以採用提高最低退休年齡、削減福利水平、與個人工作時間內實際供款掛鉤、與通貨膨脹指數脫鈎等方法來減輕負擔。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小動作都不會單獨進行,而是會與其他很多政策打包推出,以社會或者道德進步名義來掩蓋政府財政上的不得已。

  決策者將保持很低的名義利率,負的真實利率,使得利息收入和支出發生巨大變化,這自然也會讓財富分配受到重大影響。

  在2013年的一次研究當中,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發現,2007年到2012年間,在美國、英國和歐元區,通過債務成本的降低和央行利潤的增加,利率和量化寬鬆政策使得財富發生了重大轉移,政府凈進賬1萬6000億美元。與此同時,普通人、退休金基金、保險公司和外國投資者則成為了受害者。這些國家的普通家庭合計損失了6300億美元的凈利息收益,而那些年紀更大,更依賴收益型投資的人受損尤其嚴重。此外,這些國家的非金融企業也因為債務成本的降低獲得了7100億美元好處。

  貨幣的蓄意貶值也是人們很熟悉的一個工具。近年來,美國、歐洲、日本和澳大利亞都曾經不止一次干過這樣的事情。這可以提高進口商品的價格,削弱本國消費者對外國貨幣定價商品的購買力。更重要的是,這可以刺激出口,提高出口商的競爭力,讓他們獲得更高的利潤。不必说,最終為此買單的,往往都是普通人。

  另外一個結果是,政府將運用他們對儲蓄的控制力,引導其流向政府債券。目前,銀行是政府債券的重量級持有者,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貸款需求的闕如和監管的緣故。如果必要,政府可以立法,確定銀行、退休金基金和保險公司必須持有政府債券的最低額度。新的流動性監管規則已經在要求銀行和保險公司增持政府債券了。

  資本控制措施可以用於防止資金外流,比如冰島和塞浦路斯就是這麼干的。在塞浦路斯,銀行儲戶的錢可能會被減記,以吸收損失。而塞浦路斯銀行的做法正在逐漸成為全球銀行業規章的常態。在阿根廷等許多國家,政府已經接管了退休金基金資産,以用於政府的預算。

  日本先例

  说起世界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日本提供了一個典型的研究對象。

  在債務支撐的泡沫於1989年和1990年破滅之后,日本就陷入了低增長和通貨緊縮的困境,無論如何掙扎都擺脫不出來。

  慢性預算赤字導致政府債務增長到相當於國內生産總值240%的地步,讓政府的財政捉襟見肘。稅收還不到預算支出的50%,而且支出中24%都是用來償債的。日本的總債務規模相當於國內生産總值的450%,現在甚至還要超過金融危機到來時。利率徘徊在零附近已經十年以上了。日本央行推行的量化寬鬆,都已經不止一輪。

  在2013年年初,日本又採取了新的措施,將財政擴張與進一步、更大規模的量化寬鬆相結合。這一計劃的規模超過了之前的每一次嘗試。日本央行承諾每個月購入1400億美元的日本政府債券,規模相當於美國量化寬鬆的近兩倍,而以購債對國內生産總值的比率計算,則相當於美國的約四倍。

  日本的計劃和目前正在其他國家推行的類似計劃一樣,都是破壞性的。債務貨幣化和購買力持續損失,其實就等於像貨幣和主權債務的持有者征稅。換言之,這就是在剝奪儲蓄者的財産,將其再分配給舉債者和貨幣發行者,長期以來,只能造成總財富縮水。這正昭示了各國政府對金融抑制高度依賴,明確無誤地希望削減儲蓄價值的意願。(子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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