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焦點放在如何度過這兩年的經濟難關，其處理方式往往使更大的問題被忽略：自由民主體制的退潮與中、俄等威權資本主義是否會成為新的趨勢：一九三三年以降納粹德國與日本軍國主義崛起將世界帶入毀滅邊緣的歷史是否會重演？
現在所有提振經濟措施幾乎藉由大量舉債搞紓困與內需，借支未來的資本來處理今天的債務，其次是這些作法都以政府為核心，由公部門主導資源分配。結果極可能在未來因國家背負大量債務，為了擴大稅基而增稅，擴大平民百姓稅務負擔。而政府主導的結果不僅膨脹政府權力，也提升對各領域的穿透力。「大政府、高稅負」極可能成為後金融海嘯時代的趨勢。
雖然「大政府、高稅負」與民主倒退無必然關連，但防止政府可能變成新的巨獸，因此更需強化民主制約。但由於民主制度在危機反應多無法與威權獨裁制度相比，社會氣氛也可能在荷包縮水後其呈現保守化，使支持發展制衡大政府的民主機制的社會能量也隨之萎縮，對民主傳統不穩固國家的民主永續十分不利。
從歷史來看，德國在一九三三年後終結威瑪民主轉向納粹，在一九三五年二二六事件後日本向軍國主義的傾斜等，都與其應對三○年代經濟大蕭條有關。實際上德日並不是唯二轉向威權的國家，杭廷頓曾指出，全世界第一次的民主倒退發生在經濟大蕭條後：一九一○—一九三一年轉向民主的十七個國家中，只有四個國家在三○年代後依然保住民主體制。
如果歷史是面鏡子，今天中、俄所代表的軸向與當年的德日十分類似，而二○○六年以後美小布希政權全面內縮的作為，也十分類似當年英國首相張伯倫。去年「外交事務」期刊也有人發出威權資本主義回潮的警訊。本質是「威權資本主義VS.民主資本主義」的「北京共識VS.華盛頓共識」的討論，更因金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崩解，以及為了處理金融海嘯所帶來國家角色的強化，使威權資本主義聲勢更驚人，自由民主體制則處於節節敗退的一方。
現在有關台灣民主倒退的問題，除了內部的治理與信任危機外，更需要在全球的脈絡下處理，也要有「美國可能不理，台灣單獨面對」的心理準備。如要避免一九三八年奧地利納粹化「和平統一」隨著世界經濟危機在台重演，我們需要汲取三○年代的教訓，並發展一個不一樣的捍衛民主策略。
（作者為馬偕護校助理教授，前台灣智庫國際事務部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