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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vm 發表於 2020-2-17 16:52

美國反對共產主義的根源

李向東/文

自從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後,在美國就產生了反共主義。如果追溯歷史,可以發現,早在19世紀70年代,反共主義在美國就出現了萌芽。南北戰爭前,馬克思主義就已傳播到了美國。南北 戰爭期間,許多共產主義者和組織都參加了北方軍隊或幫助北軍。馬克思主義者在響應林肯徵募志願軍的號召方面,對全國起了示範作用;他們在許多戰場上都英勇作戰;馬克思的戰友約瑟 夫·魏德邁曾投筆從戎,招募了一個整團參加北軍,並因此而被晉升為上校,他還接受林肯交給的任務,擔任險要的聖路易地區的指揮官;紐約共產主義俱樂部的一些會員都成了北軍的軍官 。馬克思主義者的行為受到了北方資產階級的歡迎。可以說這時共產主義者與北方資產階級是某種同盟關係。然而,不久,特別是巴黎公社革命失敗後,美國資產階級對共產主義者的態度就 來個180度的大轉變。儘管這時共產黨在美國還沒有出現,但美國資產階級卻打出了反共的旗號。當1877年美國發生全國性的鐵路職工罷工時,雖然罷工是自發的,而且目的僅僅是為了抗議資 方削減工資,但是一些美國報紙卻一口咬定罷工是「共產黨為暴力推翻政府而策劃的陰謀」,其用意是為利用國家機器鎮壓罷工製造藉口。可見,反共主義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之前就已露出 了苗頭,並被運用於內政中。這表明,反共主義不僅僅是美國進行對外擴張的工具,是推行其外交政策的一張牌,它的產生和發展有着極為深刻的根源,即有經濟政治方面的,又有社會文化 方面的,不僅有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來說屬於共性的因素,也有美國所特有的因素。

一、 兩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的對抗

反共主義並非美國所獨有的意識形態。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過或存在着反共主義,而且在馬克思主義誕生初期,反共主義在西歐更為盛行。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 格斯就已揭示了這種狀況:「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黨人和德國的警察,都為驅除這個幽靈而結成了神聖同 盟。」 「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已被政敵們用來作為互相攻擊、咒罵的詞語。1848年革命失敗後,西歐的共產主義者受到了無情的迫害,馬克思在多次被逐、被捕、受審後,被迫帶着家人 流亡倫敦;「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使許多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人和盟員遭受監禁。巴黎公社革命失敗後,歐洲又一次掀起了反對共產主義的狂潮。

十月革命爆發後,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一致對這場革命持反對態度,以英法為首的協約國還走上了對蘇外交抵制、積極支持俄國反革命武裝叛亂以及直接出兵干涉的道路。對 這種行徑,列寧痛斥道:「現在英、法、美集團把消滅世界布爾什維主義、摧毀它的主要根據地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當成他們的主要任務。為此,他們準備築起一道萬里長城,像防止瘟疫一 樣來防止布爾什維主義。」冷戰期間,美國雖然是反蘇反共的主帥,但西歐國家也是從自身的需要積極配合美國推行遏制政策的,特別是在冷戰爆發時,以英國為首的西歐國家在反蘇上更加 積極主動。

在反對共產主義上,美國後來居上。如果說在巴黎公社革命後,反共主義在美國還只是某些資產階級分子和集團的主張,並不像歐洲那樣成為政府的行為,那麼到了十月革命後,反共主義則 成了官方的意識形態。從政府要員的言論到政府的行為都可以反映出這一點。當蘇俄頒佈《和平法令》後,美國國務卿羅伯特·蘭辛稱之為「對各國現存社會制度的直接威脅」。 他向伍德羅 ·威爾遜總統報告說:「如果布爾什維克繼續掌握政權,我們就毫無指望。"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美國首當其衝宣佈對蘇俄實行經濟封鎖;接着參加了國際資本主義對蘇俄的武裝干涉,於 1918年6月派兵7000人到俄國北部和西伯利亞。亨特認為美國共派出了15 000人,其中1萬人在俄東部近海省份,5千人在摩爾曼斯克。與此同時,國內出現了「恐赤症」。 1919年8、9月間,美 國兩個共產主義政黨--美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工黨剛剛成立,美國統治集團就迫不急待地對之進行鎮壓。1920年1月2日,美國司法部在全國70個城市進行了大規模的突襲,逮捕了約1萬名共產 黨員和進步人士,企圖把共產黨人一網打盡,美國出現「紅色大恐怖」 以後,反共主義一直貫徹在美國的內政與外交中。

反共主義之所以能在美國產生並得到發展,首先在於共產主義與美國的資本主義存在着意識形態和制度上的對立。這種對立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在價值體系上相對立

美國統治集團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在美國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自由主義是相對立的價值體系,並對之構成嚴重威脅,進而會威脅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1950年公佈的「美國國 家安全的目標和計劃」指出:「法治政府所具有的自由思想與克里姆林宮實行嚴厲寡頭統治的奴役思想之間存在根本的衝突」,而「消滅來自自由的挑戰是奴役成性的國家不可改變的目標」。 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遜認為,意識形態是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進行爭奪的根源。「蘇聯企圖擴張共產主義,消滅自由;而美國則要阻止共產主義,擴大自由。如果我們在意識形態鬥爭中 打了敗仗,我們所有的武器、條約、貿易、外援和文化關係都將毫無意義。" 美國學者托馬斯·威斯科波夫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兩種對立的社會經濟組織形式,分別有4個主要特徵: 資本主義要求生產資料私人佔有,而社會主義則要求生產資料公共佔有;資本主義要求勞動力無產階級化,而社會主義則追求無產者的解放;資本主義要求少數企業統治者控制生產過程,而 社會主義則要求由企業全體成員民主參與來控制生產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主要是靠對個人的物質刺激來獲得,而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則主要是靠非 物質的手段,而且刺激對象是集體而不個人。威斯科波夫進一步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所以存在上述幾方面的對立,是因為這兩種社會經濟組織形式分別建立在不同的價值體系基礎之 上。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強調個人而不是社團的重要意義,鼓勵競爭而不是合作,並且將物質產品和服務放在首位,以滿足人們的需求,促進人們的幸福;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則強調社團而不是 個人的重要意義,鼓勵合作而不是競爭,並且貶低貨幣收入和物質消費的重要性,強調對勞動者進行精神獎勵。

很顯然,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如果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傳播開來,確實會使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受到威脅。所以美國統治集團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感到極為恐懼和仇視。

十月革命爆發後,美國統治集團認為「布爾什維克革命對美國價值觀形成直接的挑戰」, 「布爾什維主義是一顆能炸毀」資本主義制度的「炸彈」。威爾遜總統於1918年秋髮出警告,「布爾 什維主義的精神正潛伏在各處」。一年後,他又宣稱,「一些革命的『毒素』實際上己滲透進這個自由國家人民的血管里。被稱為「冷戰之父」 的喬治·凱南在分析冷戰根源時指出:美蘇「 衝突根源中首要的而且也是最根本的一個,當然就是布爾什維克共產黨的領導集團在意識形態上所承擔的義務。這在美國的政治經驗中,還是一個嶄新的東西。這也是美國人以前從未遇到過 的一種敵對方式的表現。" 「俄國保證要實現的綱領旨在使美國社會遭到損害,這種損害,在絕大多數美國人看來,甚至比單純軍事上慘敗於傳統的對手可能帶來的種種苦難還要可怕。" 正 因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被認為有如此嚴重的威脅,所以被美國統治集團「看作是一種應當加以隔離的瘟疫」。

(二) 社會主義制度妨礙壟斷資本主義的擴張

壟斷資本的本性決定它是要不斷向外擴張的,而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則成了其擴張的一大障礙。正如列寧所分析的:「壟斷占統治地位的最新資本主義的特徵是資本輸出 。" 其輸出的一個主要方向就是那些落後國家,「因為那裏資本少,地價比較賤,工資低,原料也便宜。」但是這種輸出並不是無條件的。「其所以有輸出資本的可能,是因為許多落後的國 家已經捲入世界資本主義的流通範圍…… " 可見,如果落後國家沒有捲入資本主義的流通範圍,則資本輸出是難以實現的。而在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看來,社會主義國家是不會捲入資本主義 的流通範圍的。威爾遜認為:「美國貿易在世界的擴展是與美國自由主義的輸出分不開的。" 正因為這樣,十月革命後,美國把新生的蘇俄社會主義制度看成是極大的威脅。國務卿蘭辛說: 「歸根結底,布爾什維主義對於美國安全的威脅比德國更大,因為它既否定民族性又否定財產權,並以革命威脅美國。" 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在20年代相當長一段時間,美國官方多次拒絕蘇俄 關於兩國開展平等貿易的呼籲,甚至提出除非蘇俄保障私人所有制,對目前的社會制度作根本改變,才有可能重新考慮。

美國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在解釋冷戰初期美國實施馬歇爾計劃的真實意圖時說:「美國採取馬遏爾計劃等措施並不是為了對付蘇聯侵略的威脅,而是要對付經濟崩潰和民主政治崩潰的威脅 ,這種威脅可能導致美國占統治地位的世界秩序框架外的社會經濟的發展。" 這裏所說的「美國占統治地位的世界秩序框架外的社會經濟」實際上就是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很顯然這種 經濟的發展對美國壟斷資本的利益是個嚴重損害。

1955年,在美國頗有聲望的研究機構--伍德羅·威爾遜基金會和全國計劃協會曾這樣解釋「共產主義」的含義:「共產主義」的主要威脅是共產主義力量在經濟上的變化,其變化方式減小了 他們補充「西方」工業經濟的意願和能力。「西方」包括日本資本主義,它理解這些工業資本主義經濟將堅定地保持在美國控制下的「整體秩序框架」之內……簡單地說,「共產主義者」就 是那些企圖將他們的資源用於其自己的目的的人,這是和美國外交政策核心原則--偷盜和剝削的權利--相牴觸的。自然地,美國是一貫的「反共產主義者」, 但卻只是有選擇的「反法西斯主 義者」。

約翰遜總統最親密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羅斯托曾對工業化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作了如下闡述:「不發達國家的地理位置、天然資源和人口是如此重要:要是它們果真依附於共產主義 集團的話,那麼美國在這個世界上就會變成一個二等國家……如果不發達國家地區落入共產主義的統治下,或者如果它們發展到對西方採取固執的敵視態度,那麼,西歐和日本在經濟上和軍 事上的實力就會削弱……總之,不發達國家的這種演變,不但嚴重影響到西歐和日本的命運,而且還嚴重影響我們的軍事安全和生活方式。" 羅斯托的話一方面表明了不發達國家的政治取向 對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是至關重要的,另一方面也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是與美國的經濟利益相牴觸的。

(三) 社會主義制度對美國「立憲民主」構成威脅

十月革命後,美國統治集團認為,新生的蘇維埃制度是與美國的政治制度根本對立的。繼蘭辛之後任國務卿的貝恩布里奇·考爾比說,蘇維埃政權不是基於公眾的支持,而是通過「暴力與狡 詐」上台的,是靠着「殘酷鎮壓所有反對派以繼續保持其地位的。" 而這種政治制度無疑構成了對美國「立憲民主」制度的威脅。正如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說,「莫斯科政體在一切方面 都是對美國的否定」。到了冷戰時期,美國統治階級更強烈地感受到了這種威脅。尼克遜認為:「蘇聯人矢志不移地要實現建立共產主義世界的目標。我們則矢志不移地要實現建立自由世界 的目標,使各國人民有權選擇誰來統治他們以及如何進行治理。蘇聯人認為歷史在他們一邊。我們應確保在書寫下一世紀的歷史時,它是在我們這一邊。"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兩種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對抗構成了美國反共主義產生和發展的基本動因。

二、 美國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

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任何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都與其賴以存在的社會的歷史有着密切關係。反共主義能在美國產生並存在、發展下去,特別是美國在反共上能後來居上,是與其獨 特的歷史和文化特別是政治文化分不開的。美國獨特的歷史產生了獨特的政治文化,這種獨特的政治文化構成了反共主義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內在動力。從一定意義上說,這種美國特有的政治 文化,是美國民族主義的核心內容。美國民族主義實際上是自由主義與美國政治文化相結合的產物。

(一)共產主義是最大的「非美因素」

所謂「非美因素」,就是可以導致美國社會解體的因素。

美國政治文化的一大特點是,在意識形態上既多元,又高度一致。美國是個移民國家,原有的印第安人在美利堅民族中只是微不足道的部分,在歐洲人來到新大陸建立殖民地之前,這裏被看 成是無主的土地。雖然美國最早是由13個英屬殖民地獨立後形成的,並且英裔人成了美國最大的單一種族,英語是單一的國語,但英國人並未構成美利堅民族的主體,或「多數民族」。據統 計,目前可以辨別的英裔人只佔美國人口的15%,比德裔人(佔13%)或黑人(佔11%)實在多不了多少。就是英裔人佔美國人口最多的時候,即1890年第一次人口調查時,也未超過50%。美國 是個公認的移民國家,美國社會是由許多種族、民族組成的,各種族、民族的人在移入美國時都將其母族文化帶到美國,使其在新大陸生根、發芽。從這一點來說,美國的文化是多元的,並 不像有些多民族國家那樣有一個主體民族或人口占絕對多數民族。美國歷史短暫,沒有充分時間讓各種文化融合,以消化各種外來因素。而美國社會又非常需要一種能將各種族、民族維繫在 一起、使社會保持「一體化」的紐帶,美國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認為,每個國家、社會和複合組織總是面臨着一項長期的基本任務,即「一體化」任務;一體化包括使那些不同的活動 變得和諧,以及使人們的期望和動機與他們所要扮演的角色相一致等內容。這個紐帶就是政治上的共識,也就是意識形態或主要價值觀念上的基本一致性。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說:「 美利堅是一個高度注重意識形態的民族,只是作為個人,他們通常不注意他們的意識形態,因為他們都贊同同樣的意識形態,其一致程度令人吃驚。" 在美國,不同種族之間雖然存在矛盾, 但是無論是有種族優越感的白人,還是曾受過種族歧視的黑人,或是固守傳統民族文化的唐人街的華人,都堅定地崇尚自由、民主、個人主義等價值觀,在這方面,他們有着驚人的一致性。 這種一致性對美國社會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正因為這樣,美國主流社會一方面容忍各種差異存在,另一方面卻極端堅持為維護社會統一所必需的起碼的一致性。任何對基本一致性的威脅,都 將受到美國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的反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正是屬於那種可以破壞美國意識形態基本一致性的「非美因素」,因此很自然地遭到美國主流社會的敵視和反對。這也正是在美 國這樣一個共產主義運動幾乎無成功希望的國家,反共主義卻如此根深蒂固並時常表現得極其猖狂的原因所在。

到了十月革命後,這種反共傾向更加強烈。「新政」時期美國流行的一首被稱作本土主義的小調,十分形象地反映了這種傾向以及美國多元文化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

「上帝保佑美國,

猶太人擁有它,

天主教徒管理它,

黑人喜愛它,

清教徒建立它,

但是,

共產黨人將摧毀它。"

(二)社會主義革命是最激進的革命

美國是經過革命而誕生的國家,獨立戰爭實際上是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而,在美國卻形成了敵視激進革命的傳統,儘管美國人不像英國保守黨人那樣反對革命。美國學者米高·亨特 考察了美國立國後對世界上發生的若干次較有影響的革命的態度,得出了美國主流社會是敵視激進革命的結論。對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的君主立憲派和吉倫特派、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1848 年法國二月革命、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美國都表示同情和支持;而對1793年後的雅各賓專政、1848年法國六月起義、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1917年俄國十革命則持敵 視態度。美國主流社會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傳統,主要由如下三個因素決定:

第一,美國人喜歡用自己熟悉的標準來判斷是非。亨特認為:「美國人用約翰·亞當斯和托馬斯·傑斐遜曾用過的標準來判斷外國的革命。革命是一個神聖的事情,在進行過程中必須保持最 低限度的混亂,要由可尊敬的公民來領導,致力於一個適當的政治目標,並幸運地只是在制定了一部平衡的憲法後而結束。最基本的,革命要保障人權和財產權利。換句話說,一個成功的革 命在美國人的頭腦中,無法擺脫地同他們所熟悉的他們自己的革命的方法、目標以及政治文化聯繫在一起。" 美國主流社會所敵視的革命,基本上都是不符合上述標準的,它們都引起了「嚴 重混亂」,領導者不是「可尊敬的公民」,政治目標不適當,等等,尤其是布爾什維克所領導的十月革命,與這些標準更是相差甚遠。

第二,價值觀的影響。美國革命的第一價值目標是自由而不是民主,民主體制之所以被採用是因為它相對於其他政治形式最能保障自由。美國立國時最重要的兩份文件--《獨立宣言》和《美 利堅合眾國憲法》都更強調自由。《獨立宣言》中有一段最能表達美國價值觀的話,就是:「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 括生命權、自由權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這裏,核心內容是自由。為了保障自由,即各種權利,「人們建立起政府,而政府的權力必須來自於被統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壞 這些目標,人民就有權利去改變它或廢除它,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可見,採用民主政體的目的是為了保障自由。美國制憲者們在根本大法的序言中開宗明義闡明了制定憲法的目的,其中一 個重要方面就是「保證我們自身和子孫後代永享神賜的自由權力。" 這種自由至上的觀念嚴重影響着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在美國人看來,激進的革命雖然可能符合民主的要求,但它損害了自 由原則,因此是不可取的。

第三,美國人有政治溫和的傾向。美利堅民族中最大的種族是英國人,英國文化對美國主流文化有着深刻的影響。在英國,托利-保守黨長期主政,其意識形態--保守主義對英國社會和文化產 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19世紀初,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義產生於英國不是偶然的。保守主義的基本精神是:儘可能保持社會現狀,如果需要變革,要儘量使變革對社會帶來的震動限制在最 小的限度內。由於歷史、地理、語言及宗教方面的原因,美國很容易接受英國的文化。在英國保守主義的影響下,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自由主義逐漸打上了保守主義的烙印,從而形成「保 守-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並造就出一大批「政治溫和的美國人」。他們對激進的革命普遍抱有懷疑和敵視的態度,推崇互相妥協,主張有控制的變革。因此有人把主流美國人稱作「反革命的 革命派」。

英國的保守主義還對美國一些政要的思想直接產生了影響。1894年,威爾遜就是在伯克的著作影響下,譴責法國大革命為「激進的罪惡和腐敗思想的根源」。

第四,美國的內政需要反對激進的革命。每當激進革命發生時,美國統治集團都加以敵視和反對,在相當程度上還與美國的國內政治密切相關。米高·亨特認為,巴黎公社革命時,美國人 之所以反應異常激烈,還因為「巴黎事件觸及了國內敏感的政治神經。紐約時報的編輯們在公社失敗後馬上坦率地承認,公社是『埋在現代社會下面的深刻的爆炸性的力量』。美國城市都充 滿它們自己的『反叛的暴民』,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最近的歐洲移民,他們帶着同樣的曾將公社社員帶動起來的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烙印。這些移民使勞動隊伍膨脹,勞工們已開始向財 產所有權挑戰並助長了階級衝突。警覺起來了的保守主義者和排外主義者聲稱:這些就是在美國土壤里的革命的種子。" 為了確保革命的種子不發芽,美國主流社會和統治集團必須對巴黎公 社革命採取旗幟鮮明的敵視態度。

十月革命發生時,美國國內政治也存在着相似的情況。當時美國正處於「更遭的時候」, 「美國正經受着全國性的自信心危機」。美國人「驚恐地注視着布爾什維克『疾病』蔓延到德國和匈 牙利,還有,蘇維埃領導組織起了第三國際。這可能只是一個長期顛覆運動的開始,甚至美國也不能逃脫。」於是,保守主義和排外主義聯合起來,向布爾什維主義宣戰,「以將國家從革命 的病毒蔓延中拯救出來」。

在美國主流社會看來,以十月革命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革命是有史以來最激進的革命,最不合美國人的評判標準,最易引起社會動盪,對美國社會穩定的威脅最大,因此最應受到敵視。正如美 國學者理查德·鮑厄斯所說: "1917年後的共產主義不同於所有先前的激進主義,因為它是以莫斯科為牢固根基的世界網絡的一部分;與之相應,美國的反共主義也不同於所有先前的反激進 運動,因為它的首要敵人是國際性的並針對國外的。」

(三)社會主義國家是美國實現領導世界的最大障礙

19世紀中葉,美國出現了「天定命運」這一思潮,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產生了很大影響。「天定命運」是在美國大陸擴張進入高潮時期應運而生的擴張主義的意識形態。1845年7月,美國正式兼 並德克薩斯數月後,《聯邦雜誌和民主評論》發表了一篇題為《兼并》的文章,呼籲「現在是反對兼并德克薩斯的人們罷手的時候了」,並宣稱,「現在應該是愛國主義和對國家的共同責任 感代之而起的時候」。這種「責任感」在文章中被命名為「天定命運」,意即美國負有天定的使命拓展到上帝為美國的自由發展而指定的整個大陸。從此, "天定命運」被美國擴張主義者作 為鼓吹擴張包括後來的海外擴張的口號,構成美國外交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

「天定命運」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礎。首先是種族優越感。雖然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是民族的大熔爐,但卻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的觀念。美國的種族優越感雖不像希特拉的種族理論 那樣被公開宣揚,但卻存在於主流美國人的觀念中,體現在美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本傑明·富蘭克林在1751年時就講過這樣的話:「世界上純正白人的數量所佔的比例是很小的。非洲人 全都是黑色或黃褐色的;亞洲人主要是黃褐色的;美洲人(包括新來者)各種膚色都有;在歐洲,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蘭西人、俄羅斯人以及瑞典人總體來看屬於那種我們稱之為膚色黝 黑的人;德意志人也是如此;只有撒克遜人是個例外,他們使用英語,構成了地球表面上白種人的主體。我期望他們的數量不斷增加……或許我對我的國家的人的膚色存有偏愛,因為這種偏 愛對人類來說是自然天生的。" 這種自然天生的對本種族的偏愛逐漸演化成種族優越觀念。米高·亨特認為,美國人的種族優越觀念反映在19世紀的大量繪畫作品中。比如,在一幅被用在 學生課本中的名為「人的種族」的人物畫中,白人的頭像擺在中間,正臉全貌,是個儀表端莊、面容秀麗、神態安詳的貴婦人形象;而周圍的其他有色種族的人則被描繪得或側臉半面、或胡 須遮面,而且目光呆滯,面無表情。在有種族偏見的白人看來:「白色象徵善良、純潔、美麗,而黑色卻象徵着罪惡、腐朽、醜陋。" 美國擴張主義者認為,以白人為主體的美利堅人是最優 秀的民族,他們有征服劣等民族的權利。這是「天定命運」。他們還「希望這種天定命運的向外擴張權利不被賦予除美國外的任何其他民族。」

其次是「美國偉大」的思想。「種族優越」感,再加上美國特殊的歷史,使美國主流社會產生了「美國偉大」的思想。早在美國立國前,托馬斯·潘恩就在著名的《常識》中宣稱:「我們擁 有使世界重新開始的力量。」以後,先是以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為代表的聯邦黨人提出了「美國偉大」的概念,然後又為以托馬斯·傑斐遜為代表的反聯邦黨人所接受。漢密爾頓從獨立戰爭 的經驗教訓中領悟到:人是有野心、有報復心和貪婪的,這是人類的本性,因此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是生活的法則;國家和人一樣,必定會為財富和榮譽這些古老的野心目標而發生衝突,斯巴 達、雅典、羅馬、迦太基的經歷都證明了這一點;美國人必須認識到,他們也生活在一個與完全理智和完全道德的幸福帝國相距甚遠的世界裏;因此,美國必須成為一個像歐洲那樣在世界起 支配作用的國家,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成為一個偉大國家。「美國偉大」思想成了美國擴張主義的另一個重要意識形態。「美國偉大」就意味着美國人「天定命運」具有拯救落後民族並使之 獲得新生的能力和「使命」,就意味着美國應該成為世界的領導者。

第三是「民主制度優越論」。美國人認為,美國所創立的立憲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最能保障人們的自由權利,因此應當被世界各國效法,而「偉大的美國」則負有「使命」和 「責任」向整個美洲大陸乃至全世界傳播、推廣這種制度。美國兼并俄勒岡時,參議員丹尼爾·迪金森在國會辯論中說,俄勒岡問題是「兩大體系之間的問題,即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間的問題 」;眾議員威廉·索耶 認為,合併俄勒岡可以「把我們從革命先輩那裏接受過來的自由制度純純正正地傳給後代」。1845年,國務卿詹姆斯·布坎南表示,為了捍衛共和制,合併加利福尼亞 是可行的。《紐約先驅報》的文章甚至稱,為了保衛自由制度,不僅要合併加利福尼亞,而且要佔領全部墨西哥。眾議員查爾斯·卡思卡特在第29屆國會上宣稱,將「使整個大陸的居民組成 一個共和主義大家庭」。美國完成大陸擴張開始向海外擴張後,推進民主成了其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加入協約國一方參戰,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德國、奧地利等 國是專制國家,而英、法以及二月革命後的俄國是民主國家。威爾遜要「站在歐洲民主力量一邊而戰鬥,反對野蠻的威廉統治的德國。" 「而且對威爾遜來說,只是擊敗德國是不夠的,他還 要打敗那些人類的禍根,即德國所追求的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和專制制度。" 「一場勝利的戰爭只能是全球性變革的前奏。" 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存在相似的因素。美國學者西格爾認 為:「美國人隨着他們傳統觀念的發展,一直確信未來是他們的,民主政治將傳遍全球。"

上述「天定命運」的思想基礎同時也構成了其重要內涵。作為「優越種族」的國家、民主制度的發源地、「偉大的美國」,應該領導整個世界,而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構成了美國實現這一目 標的巨大障礙,特別是當共產主義具有向全球蔓延之勢的時候。

三、反共主義形成與發展的促動因素

宗教影響

美國雖然沒有國教,但它是個宗教勢力很大的國家。宗教對政治的影響雖不很直接,但卻是不可忽視的。實際上,宗教也是美國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只是由於它並非美國所特有的,而 且在形成反共主義上所起的作用沒有上述因素更直接,因此將之列為促動因素。

學者們普遍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篤信宗教的國家」, 是「宗教色彩最濃的發達國家」。據1979-1980年《政治家年鑑》統計,美國有各種宗教活動場所33.3萬多處,神職人員216 550;信 徒13 100多萬人,占當時美國人口(22 000萬)的近60%。這是能夠統計出來的數字。美國記者艾倫·埃爾斯納認為:基督教是美國一支強大的社會力量,美國有近50萬個教堂和宗教活動場所 ,每10個美國人中有7個說他們是教會會員,宗教似乎無所不在。還有一種說法,在每100個美國人中,大約有64個是基督教會或其他宗教團體的教友,其他不屬於任何教會的人,也大都有着 某種宗教信仰。在信教者中,基督教徒佔有絕對優勢,其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又居領先地位,分別有7 200萬人和4 983萬人。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不僅信教的人數多,而且教徒的文化 程度也較高,宗教活動較為活躍。

美國從立國之時起就實行了「政教分離」原則。1791年頒佈的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對這一原則加以確認,規定國會不得制定「確立國教或禁止宗教活動自由」的法律。儘管如此,在美國,政與 教之間仍然存在着密切關係。政府干預宗教、宗教介入政治的事例在美國歷史上不勝枚舉。有時,兩者不是互相「分離」,而是彼此「合作」。

就宗教對政治的影響來講,可以說是重要而深刻的,因為「宗教自由從一開始即是」美國的「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基石」。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首先,美國政府的決策層及對政府決 策有重要影響力的政界、商界要人很多都是教徒,他們的信仰對他們的思維方式和政治立場有重要影響,從而使政府的決策時常打上宗教的烙印。其次,經選舉而產生的國會兩院的議員和各 級行政長官,為了爭取選票,必定要迎合占選民多數的信教者的利益和要求。比如,朗奴·列根總統在競選時就提出,要在公立學校恢復祈禱。在美國外交史上,特別是對非基督教國家的 外交,傳教士在影響政府決策特別是美國公眾對某國的評價上所起的作用往往比媒體還大,有時甚至大於外交官。第三,教會本身就是個勢力相當強大的利益集團,可直接對政府決策施加影 響甚至壓力。比如,教會人士時常違法收容非法移民,對抗政府的法令,向政府的權威挑戰。宗教領袖一般都要在諸如外交、國防這樣事關國計民生的國家大事上表明自己和宗教界的態度, 以影響政府決策。1988年,兩位牧師--傑西·傑克遜和帕特·羅伯遜還競選美國總統。美國學者艾爾弗雷德·希羅認為:「宗教機構在思想和行為上對美國外交事務,最終對美國外交政策的 潛在影響是實實在在的。" 「由宗教機構資助或與宗教機構有關的書籍、刊物、報紙以及其他著述可以抵達絕大多數美國人的家裏。" 第四,美國政治生活處處都帶着宗教的印記。「我們信 奉上帝」就是美國人的一條格言,並刻印在了硬幣、紙幣上;國會的參、眾兩院都有設有牧師的辦公室;陸、海、空軍里有常駐牧師,他們拿軍隊的工資,佩帶軍銜。許多官方儀式都帶有宗 教色彩。比如,每屆國會開會之時首先必須禱告;領導人去世以後要按照宗教儀式進行安葬;舉行向國旗宣誓儀式時要高頌「上帝麾下的一個國家」;聖誕節是全國性假日,界時白宮裏要安 放聖誕樹,總統要參加固定的儀式。

就反共主義的形成和發展來看,宗教主要從4個角度發揮作用:

第一,宗教與馬克思主義天然對立。馬克思主義屬於無神論,而且是最徹底的無神論,對宗教持完全否定的態度,甚至斥之為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這種態度必然會招致宗教信徒的對抗情緒 。當1824-1827年羅伯特·歐文在美國進行空想社會主義的合作社會的試驗時,「美國大多數公眾對歐文持敵視態度,他們與其說厭惡他的社會主義,不如說厭惡他對宗教的無情攻擊。" 馬克 思主義也不可避免地遭受這樣的敵視。許多在推行反共主義政策上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都是宗教信徒,比如約翰·杜勒斯。杜勒斯的反共反蘇傾向與他的宗教信仰有很大關係,他認為美蘇對 抗主要是一場西方基督教文明與共產主義之間的思想鬥爭,前者由美國領導,後者由蘇聯領導。曾在美國中央情報局任高級官員的哈里·羅西茲克認為:「冷戰變成了一場反對異教徒的聖戰 ,一場信奉上帝的自由世界人民反對無神論的『共產主義 』的自衛戰。"

第二,基督教有排斥其他信仰的傳統和傾向。雖然在美國,擁有優勢地位的基督教一直能與其他宗教和平共處,而且憲法還規定,國會不得制定「確立國教或禁止宗教活動自由」的法律,從 而為宗教信仰自由與平等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從宗教教義和歷史傳統看,基督教及其各派系存在着排斥其他信仰的傾向。在歷時幾十年的北愛爾蘭問題上,造成衝突的重要原因就是新教徒 與天主教徒的對立,衝突雙方截然以宗教信仰不同為標誌而分野。而在中世紀,因基督教各派系間對立而引起的衝突和戰爭更是十分常見,規模較大的如16世紀的歐洲宗教改革運動和1618- 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同一宗教內的不同派系尚且如此對立,對待「異教徒」就更具有排斥傾向了。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就是典型事例。雖然當時發動遠征的主要動機是天主教會、封 建主和大商人企圖乘機擴張勢力、掠奪財富、緩和西歐社會危機,但也不排除宗教因素的作用。從「異教徒」手中奪回聖地耶路撒冷、維護基督教,也構成了前後8次、歷時近200年的十字軍 東徵得以發動起來的重要因素。基督教徒們在從歐洲大陸移居美洲時,也將基督教的這種排它傾向帶進了新大陸。比如在1650年康涅狄格州頒佈的法典中竟有這樣的條文:「凡信仰上帝以外 的神的,處以死刑。" 再比如,在對待奴隸問題上,就對非基督徒具有嚴重的歧視,1670年,弗吉尼亞的一項法令規定,由海路來的「所有非基督徒奴僕」 必須終身服役。在基督教徒看來, 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是更加「怪異」的異端邪說。雖然排它傾向並非基督教所特有,但這種傾向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第三,基督教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關係密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能發端於西歐並在北美紮下根,並不是偶然的,它與基督教的影響不可分割。實際上,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價值觀與基督教原 則是一脈相承的。發表於1963年的天主教會的社會教義《人世和平》,在緒論中闡述了基本的「基督教的原則」:「任何秩序良好和健康的社會的基礎」是對個人的尊重,個人應當享有一系列 「普遍的、不受侵犯的和不容剝奪的權利」。恩格斯在評價新教主要教派之一加爾文教的創始人約翰·加爾文時指出:「他以真正法國式的尖銳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資產階級性質,使教會共和 化和民主化。當路德宗教改革在德國已經蛻化並把德國引向滅亡的時候,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卻成了日內瓦、荷蘭和蘇格蘭共和黨人的旗幟,使荷蘭擺脫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國的統治,並為英 國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外衣。" 托克維爾在評價清教教義時指出「清教的教義不僅是一種宗教學說,而且還在許多方面摻有極為絕對的民主和共和理論。" 清教於 16世紀中葉起源於英國,屬新教的分支,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清教徒廣泛參加社會政治活動,主張民主共和,反對君主專制和封建等級制度。在開拓北美殖民地時,英國的清教徒 起了重要作用,他們的信仰對美國的政治文化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托克維爾還進一步評論了宗教與自由的關係:「宗教認為公民自由是人的權利的高尚行使」,而「自由認為宗教是自己的 戰友和勝利夥伴,是自己嬰兒時期的搖籃和後來的各項權利的神賜依據。自由視宗教為民情的保衛者,而民情則是法律的保障和使自由持久的保證。"

第四,基督教與「天定命運」說有密切關係。首先清教的「宿命論」是「天定命運」說的重要思想淵源。更為重要的,「天定命運」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身為基督教徒的美國人要遵照上帝的 旨意來拯救世界。在19世紀末美國走向帝國主義時,很多基督教徒都鼓吹美國應當成為偉大國家、負起「白人的責任」。 1885年,一位名叫喬賽亞·斯特朗的基督徒撰寫了《我們的國家:它 可能的未來及其當前的危機》一書,鼓動基督徒們去改革美國,以準備將基督教的文明擴大到全世界。斯特朗宣稱,美國基督教新教是強有力的力量,上帝賦予了盎格魯撒克遜人一種使命, 要在「上天選擇的時間」讓人類接受美國的基督教文明。斯特朗所預見的美國的命運,曾使熱心宗教的人士深為激動。1900年,斯特朗又寫了《擴張》一書,極力主張美國繼續統治菲律賓。 他說:「要成為偉大就應當消除膽小的畏懼,就應認清上帝賦予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並應當接受它為了基督教文明的利益而授予我們的責任。" 這種擔負起上帝賦予的責任的論調很容易為 擴張主義者接受,並能激發宗教信徒對美國海外擴張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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