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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vm 發表於 2017-7-31 01:30

春秋戰國時代的6種外交戰略

[size=3]文章節選於葉自成《春秋戰國時期外交思想流派》

(一)管仲與霸權學派

《管子》內容龐雜,涉及法家、儒家、道家等多個不同的流派。[4]然而,其中的霸權學說卻與管仲治齊的外交政策高度一致,與《國語》、《左傳》等關於管仲和齊國的記載相呼應,可以認為是記敘管子治理齊國的外交思想,因此,我們把管仲治齊和《管子》記載的霸權思想聯系起來考察。

        管子霸權論的核心就是維護周禮的秩序。管子認為,中原諸侯都應該在周禮的框架下,繼續保持與周王室的傳統關系,尊重周王室。盡管周王室已經衰弱,實力落後 於一些大的諸侯國,但是還應該承認天子與諸侯之間的君臣等級秩序。諸侯國應該繼續承擔對周王室的義務,尤其是根據分封制確定的義務,保護周王室安全,阻止 外夷對周王室和中原諸侯的攻擊。這就是所謂的『尊王攘夷』。

        要想維持周禮的秩序,就需要各個諸侯國的合作,諸侯國之間一般通過『盟會』來進行多邊合作。齊桓公在位期間,就曾經發起了九次大型的盟會。盟會的主要目的就是組成大國之間的同盟,『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5] 另一方面,也是協調大國出兵,懲罰抗擊夷狄,保護周王室的軍事會議。然而,盟會機制並不會自動生成,也不是總能順利實施,盟會需要霸權國的主導和推動。

        霸權的基礎在於國家的富強。管子表示,『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6] 但是,管子並不認為國家富強就必然能夠贏得霸權。影響霸權的因素有客觀地緣環境和主觀政策兩個方面,政策層面主要包括內戰和外交。地理位置是成為霸權國的 客觀條件,管子說,『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為落渠之寫,因大 川而注焉』。[7] 周邊鄰國的分布是影響霸權的客觀戰略環境,管子把國家分為大國(萬乘之國)、中等國(千乘之國)和小國(百乘之國)三類。前有大國後有中等國的國家可以稱 之為『抵國』,前有中等國後有大國的國家就稱為『距國』,[b]國土呈正方形,四面都受敵的國家叫『衢國』。即便是大國處於這樣的地緣環境中也難以獲取霸權。[/b]

       管子把外交看作是成就霸權的重要手段,合乎周禮秩序的外交原則同時也是增強國家權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實際上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軟權力』。齊桓公時期, 在管子的建議下,制定了齊國的霸權原則,即在周禮秩序的框架內,以『仁』為最高准則,『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8] 對於不同的諸侯國,霸權國可以采取不同的手段,『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9] 對於周邊國家,應該采取睦鄰友好的政策,因為鄰國的強弱和穩定會影響到本國的發展,與鄰國關系修好是獲得霸權的立腳點。齊國強大後,齊桓公問管子是否可以稱霸時,管子表示稱霸前還有最後一項工作需要做,就是『鄰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10]

        管子在重視恩威並施的霸權外交思想的同時,特別強調『仁』、『義』、『禮』和『忠信廉恥』等原則在霸權的獲取、實施和維持中都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仁以 天下』纔能獲得霸權,『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兵有與分爭,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 王天下,不可得也』。[11]『仁』是霸權行為的基本原則,只有奉行『仁』的原則纔能獲得諸侯國的承認和霸權的合法性。國家獲得霸權後,同時也就達到了一個國家發展的頂峰,頂峰過後就是衰 落。[b]如果霸權國家沒有奉行『仁』的原則,失去人心,霸權就會轉入衰落。因此,管子一再強調,『天道之數,人心之變;天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人心之變, 有餘則驕,驕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緩怠者,民亂於內。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並兼,不 攘奪;人雖眾,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強,不輕侮諸侯,動眾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b]。[12]

        管子的霸權——秩序思想與當代國際政治理論中的霸權穩定論有很多相似之處。霸權穩定論創始人金德爾伯格認為,『要想獲得世界經濟的穩定,就必須要一個有起穩定作用的國家,而且只能有一個』。[13] 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則進一步明確指出,『英國治下的和平和美國治下的和平確保了國際體系的相對和平與安全』。[14] 管子的霸權秩序觀和霸權穩定論一樣,都認為霸權可以保證國際秩序的穩定。不過,金德爾伯格和吉爾平在定義霸權和霸權秩序中只考慮實力要素,並不強調規范的 作用。這一點管子與他們是截然不同的。管子強調,霸權國的外交政策應實力與規范並重,在建立霸權體系時側重於實力,而在維持霸權體系時應側重於規范。[/size]

Dalvm 發表於 2017-7-31 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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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孟與仁義學派

       以孔孟學說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長期佔據主導地位,影響最大。孔孟學說的中心內容是主張與人為善,以德治國,行『仁義』於天下。人與人之間, 國家與國家之間都應該遵循『仁、義、禮、和、信』等道德原則。孔子和孟子以儒家哲學為基礎,從人性出發,逐步推演到社會和國家層面,對國家的外交政策提出 了一系列的評論和主張,構建了理想主義的仁義學派。

       孔子沒有具體參與外交決策和外交活動,但是,他周游列國,每到一處,都會關注所在國的政治並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15] 忠信是孔子外交哲學的基本原則之一,『主忠信』不僅是人的基本道德修養,是人際交往的基本要求,同時也是國家政策的主要原則之一。『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16] 孔子雖然認為華夷有別,但是忠信原則卻是可以通行的,他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17] 孔子的信有兩種,『大信』和『小信』,大信指的是以『仁』為最高准則,是『正』;『小信』是個人的品性。當『大信』和『小信』發生沖突時候,應該選擇『大信』而不惜犧牲『小信』。

       和平思想是孔子外交思想的核心。孔子指出,『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18] 也就是說,和平是傳統美德,適用於一切大大小小的事務,大至國家外交,小至個人修養,『和』是核心。孔子還論述了和平與認同之間的關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9] 雖然孔子在這裡論述的是人際關系,但是指出了觀念認同與和平之間的關系,即不同的觀念認同可以帶來國家間的和平共處或合作,但是,一致的觀念認同也可能帶 來國家間的沖突和戰爭。孔子反對戰爭,把戰爭和瘟疫疾病視為同類。然而,孔子的和平思想並不是無條件的以妥協求和平,他強調,『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 不可行也』。[20]

        孔孟的『華夷』思想是古代中原國家與周邊關系的基本認識。孔子認為周邊國家發展落後,『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21] 孟子也表示,『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22] 然而,孔孟都倡導國家間的平等往來。孔子表示『禮、義、忠、信』等原則在夷狄之國也應該一視同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23] 孟子則進一步提出,大國平等對待小國是仁義的表現,『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混夷』。[24]

        孟子繼承和發揚了孔子的基本思想,包括『仁』的指導原則,大一統的國家觀念,中庸的外交哲學,和平的外交理念等。孟子指出『仁』就是道,在國際體系中,『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25] 孟子進一步發展了孔子關於『義利』的思想。孔子認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26] [b]孟子則指出國際關系中仁義高於利益。孟子表示,國君不應該一味追求利益,其實,追求仁義纔是國君保護自身的最大利益。孟子表示,國家按照利益行事終將會滅亡,『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27] 而按照『仁義』行事則可以統一天下。[/b]

       孟子明確反對霸道,他認為霸權是毀壞禮義秩序的罪魁禍首,『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28] 盡管霸道和王道都是國家達到天下統一的手段,但是,王道以仁義為最高原則,而霸道則以實力為後盾。孟子對『義利』和『王霸』的區分開啟了中國數千年的『王霸和義利』之爭。
仁義學說與1920-1930年代盛行的理想主義理論有許多相似之處。[29]仁 義學派的道德價值如『仁、義、禮、信、和』等與理想主義者倡導的和平、正義、民主、自由、理性等有很多相通之處。二者都主張把道德價值作為對外行為的准 則,並以此來維持國際和平;二者都主張通過教育和宣傳等手段來影響政治精英的政治觀念來改變其權力政治式的政策主張。二者之間最大的區別是,西方理想主義 者強調通過建立國際組織和集體安全體系來維持國際和平。理想主義者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建立了國際聯盟。這固然與理想主義和仁義學派的核心人物的政治地位不同 有關,[30]但 從兩個學說的基本內容來看,仁義學派沒有國際組織和集體安全體系的概念,最多只有盟會的概念,但盟會並非如國際組織一樣,是常設國際機構,從這一點來看, 理想主義比仁義學說要更加進步。當然,人類在經濟、技術條件的進步也為當今國際組織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礎,而在春秋戰國時期,這個基礎是不存在 的。

Dalvm 發表於 2017-7-31 01:33

[size=3](三)老莊與自然學派

       老子學說以『道』為核心,在外交思想上追求一種無為自然的秩序,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外交哲學。老子既反對追逐權力和名利的現實主義外交,也反對以『仁義』為 核心的理想主義外交,認為二者都是對自然存在的『道』的人為修改。『道』是獨立存在的客觀實際,它以自身獨有的方式和規則運轉,衍生萬物。『道』是宇宙間 最理想的存在模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也應該遵循『道』的原則。老子追求的自然狀態與西方政治思想的『自然狀態』假說有相通之處,尤其是盧梭(JeanJ. Rousseau)設想的最開始時候人類和平、美好、善良的自然狀態。老子『小國寡民』的思想與古希臘時期的思想家有著共通之處,他們都把與世隔絕的小國 作為『理想國』的模式。亞裡士多德(Aristotle)就明確表示,國家人口不能過多,達到『自給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觀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數額』,後人估計 所言大約不能超過萬人,國境大小或者土地面積不宜過大,『應當以足使它的居民能夠過閑暇的生活為度,使一切供應雖然寬裕但仍須節制』。國家最好坐落於半島 或者島嶼,避免『客民入國』和外界的入侵。[31]

        老子反對強權政治,反對一切戰爭。他認為兵器就是凶器,盡量避免使用,『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32] 老子認為按照『道』,『不以兵強天下』。[33] 他認為儒家的仁義並不是真正的『道』,相反,正是他們崇尚賢能纔使得世人為了名而爭斗不休。老子認為,按照『道』的原則行事,天下自然歸順,『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34]

        老子具體論述了國家之間相處的原則,尤其是大國與小國的關系。老子指出,兩個國家友好相處,避免戰爭是符合道的原則,同時也是道的體現。『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35] 大國應該主動放下傲氣,平等對待小國,這樣就可以獲得小國的信任。大國總希望控制小國,小國也希望通過侍奉大國而得以延續下去,大國和小國之間要想各取所 需,大國的行為是關鍵。大國若能做到謙虛低下,平等對待小國,它就可能贏得天下的歸順,自然而合乎『道』地統一天下。『大國者若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 牝』。[36] 因此,老子認為,大國就是國際戰爭與動蕩的主要原因,國家去間的和平有賴於『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37]

        莊子繼承了老子『道』的思想,對儒家的仁義道德做了進一步的批判。莊子認為,仁義不是人的本性。因此,儒家推崇仁義極大地擾亂了世人的本性。使得世人為追 求個人和國家的名利而發生爭斗。『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 殉,一也』[38] 莊子提出,無論是追求權力、利益還是仁義道德、周禮秩序,這些都是人為地改變『道』,其結果都是一樣的,無所謂『君子』與『小人』之分。

       莊子還指出,富人和名人往往最不講仁義,『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而仁義的判斷原則一般是根據成王敗寇的原則,『小偷被囚禁,大盜卻成為諸侯,只要在諸侯那裡,就有了仁義』。[39]莊子把老子『小國寡民』的思想奉為和平的理想狀態,只要國家之間不發生往來,就會天下太平。莊子補充說,崇尚智慧、技巧和方術等都是國家動亂的根源,『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40] 由於世人都陷入追求未知的好奇,並付諸實施,從而導致了戰亂。

       老子的自然學派思想在當代國際政治理論中還沒有與之對應的學說。現代國際關系理論得以存在的一個基本前提就是必須有國家和國際體系的存在,老子『小國寡民』的思想與當代國際關系理論是背道而馳的。然而,自然學派對戰爭與和平以及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的的分析有著極其獨到的見解。[/size]

Dalvm 發表於 2017-7-31 18:31

[size=3](四)文種、范蠡與超限制外交學派

       文種和范蠡是在吳越爭霸過程中,提出了一整套超限制的現實主義外交思想,他們視國家復興、復仇和霸權為最高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外交可以不擇手段,不受任何道德禮義的約束。

       文種號稱『遠以見外』,深諳『霸王之術』。[41] 文種和范蠡在越國戰敗的情況下,認為保全越國的存在是日後復興的基本條件,為此,可以不惜接收任何屈辱的條件,包括讓越王到吳國為奴。文種、范蠡勸越王勾踐要忍辱負重,『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恥。身拘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為惡,居危而不以為薄』。[42] 當然,忍辱負重是暫時的,目的是為了東山再起,有朝一日報仇雪恨。在做好復仇的准備之前,國家一方面要『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全力發展生產,加緊訓練軍 隊;另一方面,國家應該韜光養晦,蘊藏實力,繼續侍奉吳國的霸權,極力表現出謙虛忍讓。范蠡勸告越王不要讓吳國看出國家經濟發展實力的跡象和復仇的心理, 要『匿聲無見其動,以觀其靜』。[43]

        文種表示,要盡一切可能迷惑吳國,根據吳王的喜好,采取各種手段攪亂對方的發展。其中包括九種超常規的辦法:『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其 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槁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 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44]

        文種、范蠡的超限制現實主義外交為了達到目的,完全拋棄一切道德束縛,采用賄賂,離間、迷惑等手段擾亂對方,大搞陰謀詭計,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重信用,重 禮義,重道德的主流外交思想格格不入,應該摒棄之。但是他們外交思想中一些相當深刻的反思精神對後世影響很大,如忍辱負重復仇十年不晚,韜光養晦避免鋒芒 畢露,臥薪嘗膽以圖日後振興等等。

       這種超限制外交學派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思想家馬基雅維裡(NiccolòMachiavelli)的主張接近。馬基雅維裡認為『為了安全的必要,可以偶爾使用殘暴手段』;為了奪取政權,可以是『無限奸詐、殘暴』。[45]馬基雅維裡表示,君主應該效法獅子和狐狸,『一位英明的統治者絕不能夠,也不應當遵守信義』。[46]不 過,這兩種以陰謀為基底的外交思想在國際生活中行之未遠。越滅吳後就放棄了超限制外交政策,馬基雅維裡的思想亦很少有國家采用,希特勒搞的『慕尼黑陰謀』 或許算一次。陰謀雖會得逞,但不會次次得逞。其它國家上當受騙之後,會采取報復措施,國際社會也會視『陰謀者』為異類,這樣下去,陰謀者的外交將陷於絕 境。所以,一個國家可以在特定時期內、在特定情況下使用『陰謀』,但不能以此為根本性的外交原則。[/size]

Dalvm 發表於 2017-7-31 18:32

[size=3](五)蘇秦、張儀等與外交謀略學派

       戰國時期,鬼谷子開創了縱橫家學說,認為在國際競爭中,戰略謀劃是決定國家成敗的關鍵因素,從而形成了現實主義的外交謀略學派。外交謀略學派的代表人物就 是鬼谷子的學生張儀和蘇秦,二人采取了相互對立的連橫合縱外交。『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 遑啟居,或從或橫,或合縱弱,或輔富強』。[47] 除了張儀蘇秦之外,蘇代、司馬錯和范雎等也都分別站在連橫派或者合縱派一邊。

        鬼谷子指出,謀略是成功的關鍵,通過觀察事物的變化及其發展規律,了解人類思維習慣,從而能夠預測事物的發展方向,以達到控制的目的。即『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48] 鬼谷子特別重視從歷史經驗中來汲取對當前情勢的應對之道,『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49]

        鬼谷子反復說明了理性決策的模式。首先,他要求決策的之前一定要分析事物的發展規律,有一定的理論指導,『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決之,策無失計,立功建德』。[50] 其次,要善於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尤其是反面意見,多方面了解情況,知己知彼,尤其是要先了解自己;第三,要計算雙方的綜合實力對比,『量天下之權』,否則 就會『量權不審,不少強弱輕重之稱』。綜合實力需要從多方面進行測量,『度於大小,謀於眾寡。稱貨財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 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群臣之親疏,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叡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 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孰知?如此者,是謂量權』。[51] 最後,鬼谷子明確指出,國家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零和博弈,一方之所得就是另一方所失,『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件。反於是,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52] 誰都不會願意失去,都希望盡遇上好事情。然而,事實是不可能的,因此,決策者必須權衡利弊,綜合各方面得失做出選擇,可以『從』,也可以『橫』。

       張儀繼承了鬼谷子關於綜合實力的思想,進一步指出,國家綜合實力不僅指軍事實力,還包括國家的政治制度、糧食儲備、國土面積、人心向背和統治者的策略等方 面。張儀嚴厲指責了秦國在春秋時期奉行仁義道德,曾三次失去了稱霸的機會。第一次是秦楚之戰,擊敗了楚國,卻根據仁義原則,遵守周禮秩序,接受了楚國的求 和,放棄佔領楚國,從而失去了一次極好的稱霸機會。第二是放棄佔領魏國,第三次是秦國派兵出國協助他國作戰。秦國不僅沒有抓住這三次有利時機稱霸,反而消 耗了自己的實力。張儀明確主張,對外作戰就是要徹底擊敗對手,滅亡對方的國家,『削柱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53] 張儀告訴秦王,秦國擁有地緣優勢和強大的實力,秦國應該統一中國,建立帝業,而不是滿足於諸侯國或霸主的地位。蘇秦也曾同樣告訴秦王,歷代以來,戰爭是永 恆的,『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 乎?』蘇秦批評儒家的仁義外交,指出仁義教化不僅沒有使得國家之間親善起來,反而擾亂了決策者的判斷,延誤了各大國稱帝的時機。國家要想建立霸業,臣服諸 侯,則『非兵不可』。[54]

        張儀和蘇秦都重視地緣政治的外交戰略。張儀認為,對秦來說,趙國是稱霸中國的戰略要地,因為趙國地處中央地帶,一旦佔領趙國,則韓國就可以順利納入秦國版 圖。如此一來,向南可以鉗制魏國、楚國,向東可以削弱齊國、燕國。掘開白馬渡口,用水淹沒魏國,魏國也就成了秦國的囊中之物。蘇秦同樣看到了秦國巨大的地 緣優勢,物產富饒,易守難攻,周邊鄰國都可資利用,沒有可威脅秦國安全的鄰邦。東邊出關的通道進可攻退可守,『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 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餚、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裡,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以天府之,天下之雄國也』。他最初也 是想說服秦王統一中國,『並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55] 但是,蘇秦游說時機不當,秦王當時還沒有做好稱帝的心理准備和物質准備。

       張儀和蘇秦分別強調連橫和合縱的外交戰略。張儀主要通過離間計,利用各個諸侯國之間的矛盾,破壞各國針對秦國的結盟。為此,張儀先後說服燕王,拆散了燕趙 同盟;出任魏國宰相,離間魏國與齊國的同盟;出使楚國,破壞了齊楚同盟。然後,秦國采取各個擊破的戰略,陸續吞並了六國。蘇秦在游說秦國連橫失敗後,不得 已纔轉而游說燕國並獲得成功,接著先後說服了齊、韓、趙、魏、楚等結成同盟,合縱抗擊秦國。戰國後期,連橫合縱成為諸侯爭戰的一條主線。[56]

        謀略學派與均勢理論和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均有相似之處。謀略學派和均勢理論都特別強調以聯盟的方式來增加自身的實力,但這種相似性是表面上的,雙方在基本 觀點上是截然不同的。戰國時代縱橫家們的最終政治理想不是為了保持戰國國際體系的穩定和均勢,而是為了『並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均勢理論是在主權國 家體系前提下發展起來的國際關系理論,它強調均勢不是為了消滅國家和國際體系,而是為了國家的生存和體系的穩定。

       縱橫家們與進攻性現實主義者在稱霸這個問題上有相似之處,[57]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代表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認為,國家的終極政治目標是成為體系中的霸權國,軟弱只能招致麻煩,因為強國往往會佔弱國的便宜。[58]張 儀搞『連橫』是為了拆散山東六國的抗秦聯盟,最終目的是為了取得霸權繼而吞並六國。蘇秦等人搞『合縱』的直接目的確實是為了維護山東六國的生存,及其與秦 國之間均勢,但上段說過,縱橫家們的政治理想不是均勢,而是霸權。二者的區別是:米爾斯海默雖認為國家的理想是取得體系霸權,但實際上只能獲得地區霸權, 體系霸權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不過地區霸主可以采取離岸平衡戰略來操縱全球均勢,以達到一種於已有利的態勢;張儀則認為秦國經過努力可以獲得體系霸 權,而且歷史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size]

Dalvm 發表於 2017-7-31 18:33

[size=3]  (六)韓非子與權力學派

       韓非子師從荀子,接受了荀子思想中現實主義的一面,並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他強調權力和法是決定國家成敗的關鍵,他批評理想主義仁義學派不切實際的空想,反對現實主義謀略學派抬高謀略的作用。

       韓非子猛烈批評儒家仁義學派,認為仁義不僅不能治國,反而誤國。他首先從理論源頭指出儒家思想的不可靠性。他認為,儒家墨家分為多個流派,都假托堯舜的名 義,『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 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59] 由於儒墨學說無人能夠證實其真偽,因此,韓非子建議君王不要接受,以免受其所亂。從實踐上看,奉行仁義外交的國家最後都因混亂、虛弱而滅亡。『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60] 仁義是亂的根源,只講仁義而不顧實際情況,其結果『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61] 所以,『存國者,非仁義也』。[62]

        韓非子反對仁義立國,提倡以法治國。他認為法治是國家強盛的根本原因。『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63] 通過明確規定的賞罰原則可以滿足人的名利欲望,增強軍隊的戰斗力。『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 富貴之業成矣』。法治與仁治不同,法治是先苦後甜,而仁治則是先甜後苦,後患無窮。因此,君王應該從長遠的角度權衡利弊,『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 仁人之相憐也』。國家要想奪取霸權,就必須實行法治,『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64]

        韓非子毫不忌諱地指出利益是社會內部和國家間政治的驅動力。他相信人性是惡的,天生好利。然而,世人好利的天性並沒什麼不好,君王不應該加以限制,相反而 是趁機利用,利用人們好利的特點來為自身的統治和霸權服務。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人總是不滿足於現狀,這就是人與人、國與國之間沖突的根源,『禍莫大於不 知足』。[65] 人應該追求大利,對於君王來說,最大的利益就是奪取霸權,為此可以不惜犧牲一些小利。

       韓非子認為權力是實現利益的基本手段,也是國家間爭奪的核心內容。戰國時期已經形成『大爭之世』,權力是爭奪的關鍵。『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66] 權勢本身並沒有好壞之分,關鍵看如何運用。『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67] 法、勢、術在韓非子的權力學說中緊密相連的三個概念。在國外,國家強調權力,在國內,君主也要牢牢控制最高權力。『權不欲見,素無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68] 韓非子堅持認為,權力是決定一國成王稱霸的決定性因素,外交策略不可能在沒有權力的情況下取得成功。『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縱橫。諸侯言縱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縱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69] 他認為合縱連橫都是依賴於外力,而外力往往是靠不住的,國家間爭奪的最終結果取決於本國的權力。

       韓非子的權力政治思想與古典現實主義代表人物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權力理論極為相似。二者都是從人性惡出發,認為『政治受到根植於人性的客觀法則所支配』;提出國家之間權力是決定性因素,利益是國家追求的目標,『國家思考和行動都是根據由權力界定的利益為中心』;[70]國 家不能用國內道德的標准來衡國際關系中的道德。嚴格地說,韓非子是反對外交的。他不認為外交(在當時而言就是『連橫合縱』)對國家的作用能有縱橫家們所稱 的那樣大,而是認為國家間關系主要是實力的比拼,這從他所謂的『當今爭於力』即可看出。韓非子與縱橫家們的終極政治理想是一致的,那就是『一統天下』,他 們的區別在於對達到理想的手段認識不同。韓非子與摩根索在終極政治理想上是不同的。摩根索仍然要保持國際體系的存在與穩定,而韓非子則對戰國時代的霍布斯 狀態厭惡至極,他認為『合眾為一』是徹底解決體系不穩定問題的最佳途徑。[/size]

Dalvm 發表於 2018-8-11 07:09

現今美國又屬於那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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